社会学家郑也夫所著的<吾国教育病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与许多空洞无物的议论不同，此书不仅直面教育的诸多要害问题，而且提供了有助于分析和思考的大量事实性信息；此书语言平实，毫无学究气，充满健全的常识，却浓缩了大量的思考。阅读这样的书，我们不可能一目十行，而必须平心静气，因为我们不得不关注作者引导我们去关注的问题，不得不在作者的启发下进行自己的思考。好书并不提供现成的、具有情感吸引力的结论，而是提供给读者进行思考的事实和理论依据，并且引导和启发读者沿着可靠的路线进一步思考。 

作者在前言中表明,“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是愤懑，一个超龄愤青的双重愤懑之情。愤懑之一是对中国教育走到这步田地，搞成这副模样；之二是目睹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之弱智。”其实，这种愤懑恰恰源于作者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出于这种愤懑和责任感，作者以社会学家的心智来对中国教育之病理进行了诊断和探源，进而试图提供有助于解脱中国教育之困境的一些建议。 

作者的阐述遵循着三个步骤，即“寻找真问题——解释其产生之因——寻求其解决之路。”那么中国教育之困境的症结在哪里？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以“素质教育”纠正“应试教育”之失的呼吁，作者旗帜鲜明地表示拒绝。通过对“素质”之语义的考察,作者指出所谓“素质”本来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素质”基本上不是能教育的；而试图通过加强音乐、体育和美术教育的比重来提升“素质”更是逻辑不通的思路。也就是说，“应试教育”并非中国教育之病理的根源，其本身就是作为结果的症状，因此所谓“素质教育”的空洞口号,即便有其合理的内涵，也不过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而已。在社会学的解释上,究竟是制度优先于观念还是观念优先于体制，作者承认的是社会存在相对于观念的优先性，“素质教育”的提倡者寄希望于人们转变教育观念的思路是无效的。 

通过“穷根问底的求索之路”，作者确认，中国教育病理的根本症结是“学历的军备竞赛”。“应试只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和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作者对这个症结的说明是，“高学历者已经过剩，且很多职业不需要高学历，为什么高学历会供过于求？一场诡异的合谋所使然。学生们谋求更高的学历来竞争社会地位。管理者们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学历，以捞取政绩和选民。发展教育的堂皇大旗下掩盖的是：教育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社会发展的真实需要所促成，而是学历的‘军备竞赛’所使然的；而过度竞争导致学习的异化，拿到学历也常常找不到工作。”进而，作者必须解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学历军备竞赛”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是什么？ 

对于"学历军备竞赛"的成因,这里遵循郑书的思路，进行概括的说明。学习的目的有三, 一是非功利性的"为己之学", 即孔夫子的"君子教育"或西方所谓的"自由教育", 通过内在价值的培育和视野的开阔让人们摆脱狭隘、激情和外物的奴役, 获得心灵的自由和安宁以及真正的自尊; 第二类是职业教育, 培养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 然后为了谋生在市场上出售; 第三类是为了提升社会地位的教育, 这部分教育往往所学与所用关联度很低, 却属于贯穿古今中外的社会游戏, 比如中国的科举取仕的传统, 儒生所经年修习的经典和八股与官员的实际治理能力几乎八竿子打不着。进入大众民主社会之后, 即便在西方历史久远的大学里, 第一类教育也慢慢死掉了, 只剩下了第二类和第三类, 当然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流动性的。第二类教育中, 比较低端的应该属于区别于大学的技术学院或学校, 本来中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应该自愿分流到这类院校去, 比如德国的中学分流制度就是成功的典范, 不过这种模式成功的制度性前提是有一种公正健康、各阶层比较平衡、中间阶级占主导的社会结构, 这样技工人才也能有令人满意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在中国当今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 分流是很难的, 蓝翔技校的毕业生远远比不了德国的技工。全体中学生都拥挤在考大学的道路上, 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大学文凭一直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首要途径, 别的不说, 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权利安排导致的城乡差别让农民子弟别无选择, 毕竟只有在国有大学毕业才有可能改变公民身份。另一方面, 假如所学和所用紧密相关, 同时能力的检验比较容易, 而且能力差的人很容易被淘汰, 那么人们绝不会陷入对学历的疯狂追逐, 不会在这类虚名上投资。而问题的关键恰恰是, 越是容易满足以上条件的教育领域和能力往往越无助于社会地位的提升, 也就是说社会提升游戏中历来占主导的教育领域恰恰是那些所学与所用关联很弱、检验和淘汰很难的领域, 这些领域在大学里占据了很大比重。原因何在呢? 孟子说过: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只要把这里的"劳心"和"劳力"灵活地理解, 我们就明白了症结所在。前者的能力难以检验, 淘汰机制不起作用, 而选拔和晋升又需要一些纸面上的依据, 于是对学历的崇拜和军备竞赛就愈演愈烈了。不过, 草根阶层一开始乐于参与这场游戏, 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自己上当了, 因为规则是官僚阶层制定和主导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和学历的大幅贬值显然表明, 草根阶层的优秀青年本应该获得的社会位置被上层阶级的儿女们合法地抢走了。因为世界历史上只有在中国的国有大学里, 一个只读过教科书、只会背诵答案、从来没有思考过问题的学生就可以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 

现在我们来探讨，解决中国教育之病理的出路在哪里呢？作者认为，“首要的是要缓解竞争，其次是避免选拔[人才]手段的单一。”作者在此书的第一编主要讨论如何缓解竞争的问题，在第二编中讨论选拔手段和学校体制“单一化”的问题。总之，“军备竞赛”和“分流”是作者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是诊断，后者是药方。 

作者在第3章中考察了“德国教育的分流制”,并且与不鼓励分流的美国体制进行了对比分析。我们特别应该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制度的宽阔视野，在他山之石的启发之下，既有助于我们看清吾国教育病理的特殊原因，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参照。与德国教育分流的成功经验相对照，作者在第4章中揭示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困境”。显然，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分流上的弱势源于中国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以及将大学与社会地位的提升紧密联结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读普通高中呢？显然不是为了高中毕业后就业，而是为了读大学。……与兴趣无缘，却目标明确，认识坚定，那就一定是强烈的功利动机。为什么不计自己的兴趣，盯住大学的目标，是因为大学文凭捆绑了太多的好处。不将这些‘好处’从大学文凭上分解下来，我们便不可能让那些其实不想读书的少年高高兴兴去学习实惠的技能。”作者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不能建设良好的职业教育，我们就难以培养出优秀的技工队伍，乃至方方面面的服务型人才。而要建设良好的职业教育，职业学校的学生必须有内在的动力。他们的动力取决于他们可以期待的前途，……这就关系到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金字塔型的社会还是枣核型的社会。如果是前者，底层的人是肯定不愿进入职校和工人阶层的。只有后一种结构，才会给差异巨大的众生都注入动力，各奔前程。金字塔型结构的后果是，全体学生竭尽全力拥挤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上。这是后浪追前浪，是多米诺骨牌，最终没有一个人的学习不是异化的。” 

在中国，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通道就是大学毕业后进入官场。近年来，千军万马参加“国考”的现象称为社会争议的热点。作者在本书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即什么样的制度基础让无数青年学子竞争相对稀少的公务员职位，而不是投身市场社会中的各种生产性工作尤其是创业活动。作者聚焦的问题是，中国的官场规则为什么如此重视官员的学历，哪怕是水分颇多的在职学历和“党校学历”？官场的这个多少畸形的选拔和晋升规则无疑是造成“学历军备竞赛”的最终的指挥棒。作者在第6章中先是考察了中国的科举取仕的传统以及科举时代官场治理的实际运作，以此作为对照，进一步分析改革开放时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官员追逐学历的现象。的确，“夺取政权初期的军功入仕难以为继，共和国前三十年贬低教育、学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已告终结，其后入仕标准的真空都迫使我们回归传统，将官员的选拔和学历结合。”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高学历在官场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一方面官员虚假学历的泛滥，另一方面官员的实际工作能力与学历的关联度很低，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甚至是常识，可是中国的官员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这种荒唐的学历游戏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作者没有深入剖析这种现象的制度根源，这是本书最让人遗憾的地方。作者除了对这个现象提供了数据的和事实上的描述之外，做出的说明是缺乏说服力的。作者认为，“官僚群体学历的暴涨，折射出当事者们深切地意识到自身合法性的问题。”进而很主观地推测，“他们在认识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似是而非的认识”就是，“官员资格的充分具备，比如他们统统具备博士学历，会增添政府的合法性。”于是,这场官员追逐高学历的荒唐游戏目的是为了增加政府的合法性。这里的解释当然并非全然无效，不过的确是臆测，将集体的心智赋予了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官员。在社会学意义上，这种目的论的解释路径是基本上无效的，而有意义的解释必须说明，在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下，官员们不得不竞相追逐高学历，哪怕大家明知学历的水分以及学历与能力的薄弱相关性。 

值得人们特别是主政者们反思的是，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指出的中国教育体制的行政专权和大一统、单一化的问题。在这一章中，作者批评了1952年的中国学校整顿，整顿的后果就是国有教育体制的大一统和民间教育的荡然无存，这比人们经常非议的理工和人文学科的体制性分离要更加关键。作者同样批评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行政主导下的院校合并风，认为这种有名无实的运动丝毫无助于中国教育多样化的发展。作者痛切地指出，行政专权和教育单一化的最触目的后果是“千校一面”，“千校一面的特大弊端有二：其一，它不可能完成社会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期待；其二，失去了实验的机会和可能性。……其结果是，一个模式经久不变，最终成为活着的僵尸。……简言之，大一统打造单一的标准，单一的标准直接、间接地导致激烈、恶性的竞争。” 

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个长久盘旋在脑中的疑问是，吾国的诸多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特色，在多大程度上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教育病理在更多方面是共通的、普世的，但教育是镶嵌在社会中的。当社会结构日趋迈向金字塔型，当农村子弟只能靠高校学历来获取城市户口时，教育分流制度必定是乏味的和低效的。当官员竞相获取在职学历，学历的军备竞赛不可能降温。当教授们在学校的决策中缺席，校方制定的规章每每成为选才和教学的绊脚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拙作冠名‘吾国教育病理’，尽管其中不乏各国教育共通之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