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的一天午后,在离家不远的北京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里,我发现了由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哈耶克评传》中文版。由于多年来不间断地阅读美国米塞斯研究院(The Mises Institute)网站上的奥地利学派文献,我对这本书的作者Bruce Caldwell并不陌生,并且自该书(英文名:Hayek's Challenge)于200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推出以来,心仪已久,只是无缘一读。于是马上买到手,然后直奔上岛咖啡馆。在一杯碳烧咖啡的帮助下,我竟整夜未眠,一直读到次日红日初升,读完了整本书,甚至包括书末的参考文献目录。这本书几乎激活了我十几年来不断积存在大脑中的与哈耶克相关的记忆、体会和理解,并且如“阿莉阿德涅的线团”一般给予了我走出一座宏富的知识迷宫的希望。

Bruce Caldwell是《哈耶克全集》的主编之一,无疑位列当今最杰出的哈耶克研究者之列。他是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专家,经济科学出版社曾经翻译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专著《超越实证主义》,此书在方法论领域为他赢得了不俗的声誉。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学术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严谨和执着)使他的《哈耶克评传》成为不折不扣的学术珍品。我相信,在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关于哈耶克的学术性二手文献中,该书必将赢得经典的地位。好书自然不乏读者。不过,既然我是在公共媒体上向学术人以及关心学术的人士推荐这部佳作,必须陈明此书尤其值得一读的理由。以下的“姑妄言”在相当程度上必然属于个人体会,不过在同等程度上是被该书或强化或激发出来的。 

社会科学家哈耶克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胸怀天下”一向是真正士人的标志,尽管一百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价值理念和问题意识仍然流淌在许多知识人的血液里,阻碍着他们成为以专业化和学科化为标志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不过,也正由于这一点,我推测哈耶克的读者在中国学人中的比例可能比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更高。笼统地说,在世界历史的黑暗年代中,哈耶克是以自由、和平和正义为标志的人类文明最坚定的捍卫者,是在20世纪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全面重述的学术大师,是以理智的诚实和勇气对抗时代逆流的英雄。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创造出了一份宏富而繁复、又不乏张力和矛盾的学术财富,激发了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讨论和争议。如何更具体地评价他的学术遗产,更准确地概括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更合理地把握其思想体系的结构和发展线索,成了见仁见智的事情。然而,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诠释,这份思想财富就难以在后人手中发挥最大的启发性价值。这里,哈耶克本人一再强调的无知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学科化分工秩序的困境,成了后学准确把握其思想重点及脉络的障碍,因为没有谁能对哈耶克涉足的诸多学术领域达到大体相同水准的熟悉程度。我想,为了避免有限视域造成的偏见和误读,除了更贴近、更完整地阅读原著以外,求教于像Bruce Caldwell这等高水平的向导和诠释者是非常有益的。

若是让我做一概括的话,我最想强调的是:哈耶克首先或主要是一位执著一生的社会理论家,其次才是政治哲学家和法学家。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行列中,真正让哈耶克卓尔不群的是,他的政治哲学基于坚实的社会理论,而从来不诉诸哲学思辨。这使他成为18世纪苏格兰启蒙学者和古典自由主义的真正继承人,正如他所强调的,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其次,它是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驳倒那种最愚蠢的一般误解,即认为个人主义当然以孤立的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不是从人们的全部性质和特征都是由其在社会中的存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出发”。1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应该经常返回他的社会理论,审查和进一步细化和健全这种社会理论,方能更准确、更系统地发展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Bruce Caldwell在书中说,“哈耶克…是个解谜者,他是一个在试图理解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如何运行、如何对它进行最好的研究时不断遇到障碍的人。……哈耶克如何给他的谜团找到答案,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缓慢地、渐进地,通过迂回的道路完成的。”2尽管在哈耶克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经历了多次转向,特别是在40年代从专业经济学研究转向更宽广的社会政治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阶段都构成了一个连贯的庞大研究规划的组成部分。为了解开“社会秩序之谜”,他的核心任务是发展一种有关社会现象的综合理论,以理解众多个人的独立行为如何能够产生协调良好的整体,亦即产生服务于人类的各种目标却并非为此目的设计的秩序结构。在其研究工作的每一阶段,他都平行地进行着方法论的反思,因为他越来越清楚,方法论集体主义、实证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惟科学主义遮蔽了社会过程的本相,使人们误解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性质以及社会科学的真正任务,而正是由这些错误的方法论指导出来的理论观点经由实践为人类文明带来了劫难。在他看来,“[方法论]集体主义者拒绝通过系统地探索诸多个人努力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整体,自称能够直接理解社会整体本身,而他们根本不可能准确界定这些整体的确切性质或它们的运行模式,于是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按照个人头脑里的模式去理解这些整体。”3由于出身奥地利经济学派,他继承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这种方法论立场使他在致力于商业周期和资本理论的早期阶段就聚焦于市场过程中的协调问题,拒斥缺乏微观基础、仅仅以粗糙的总量关系为纲的宏观经济学。经过社会主义论战的智力刺激,他进一步摆脱了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概念,Hayek(1937)把均衡界定为市场参与者之间计划和预期的协调一致,这说明在他的理论中主观主义最终克服了实证主义,知识问题的引入就顺理成章了。从此,知识与协调问题的中心位置就在他的社会理论中牢固树立了。1945年发表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系列论文是他成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导言,而后来于1952年出版的《感知的秩序》为他的方法论立场奠定了生理心理学的基础,这样实证主义至少在他看来是被彻底摧毁了。Hayek(1945)和Hayek(1968)两篇论文代表着他对市场过程理论的核心贡献,在前文中他说明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在于有效地利用那些分散在社会成员之中的往往与特定时间和地点相关的知识,使每个社会成员只需掌握少量的地方性知识就能从全社会的知识整体中获益;在后文中他说明市场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发现程序,被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论视为既定的事实知识,如最优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模式等,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过程才能被发现,因此所有试图以中央计划来取代市场的方案和政策注定是缺乏效率的。哈耶克于1950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此后他把理论目光从市场秩序转向了更广阔、更一般的社会秩序,逐渐发展致力于理解“自生自发秩序”的社会理论,在1973年出版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三部曲的第一部《规则与秩序》中做了最成熟的表述。人类文明的进步根本上取决于人类社会分工-合作秩序的深化和扩展,众多自发的个人行动能彼此协调实在有赖于人们对一般规则的遵循,在这些一般规则中只有很少的部分被人们提炼、表述和制定出来,大部分则隐含于一个社会的道德和文化传统中。人类文明既有赖于整体的知识进步,又有赖于对个体的“无可救治的无知”的征服;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凝聚了往昔的智慧并减轻了人们当下的知识负担,以便个体社会成员能在更独特、更专业的方向上创新和积累知识。邓正来先生曾经阐述过哈耶克知识观的三个阶段——从“分立的个人知识”到“默会知识”再到“个人的无知”,其实这三个阶段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对社会成员之无知的征服”这一主题上是一以贯之的。

 熟悉社会理论的学人一定会发现,在哈耶克思想和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理论之间不乏相似之处。然而两人的智识品格差别太大了,卢曼的理论基本上是思辨式的,哈耶克的头脑却是科学的。为了区别的缘故,我只能称哈耶克为社会科学家,尽管哈耶克对社会科学之性质和任务的看法大大不同于20世纪中那些不加批判地把适合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运用到社会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科学家们。我在这里强调哈耶克的科学品格,是想纠正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哈耶克以及奥地利学派抱有的偏见。Bruce Caldwell在书中说,“哈耶克在发展他的知识论见解的同时,也参与了有关社会主义之可行性的论战,所以他经常被人谴责为意识形态分子。于是,他对世界的运行方式的看法,以及他对某些正统理论的后果的批判,也被视为有着意识形态的基础,而不是为社会科学做出的真正贡献。从21世纪初的视角看,更准确地说法似乎是,虽然这些论战的参与者都有意识形态偏好,但哈耶克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行、如何发挥着创造、储备和协调知识的观点更为合理。反而是那些指责哈耶克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的“科学家”才戴着自己的眼罩。”4对于这段话,我衷心赞同。其实,从庞巴维克开始到米塞斯和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在学术著作中从来没有攻击社会主义者的价值理想,只是依据事实和逻辑指出,20世纪社会主义者的具体方案不可能兑现这些价值理想。他们不过是提醒人们,“在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了善良的愿望”。在分析工作中,他们恪守马克斯·韦伯所提倡的价值中立的科学准则,不讨论目的的合理性,只讨论手段的有效性。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米塞斯强调的是如果市场体系不完整,尤其是缺乏资本市场,中央计划局不可能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即使掌握了完备的技术知识和消费偏好也无济于事; 哈耶克本人一再强调的是,为了复制自由市场的效率中央计划者必须掌握的大部分知识,事实上分散在全社会中,内嵌于市场过程之中,永远不可能被事先集中在一个头脑中,再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也无济于事。我觉得最能反映哈耶克的科学品格的事情是,在1978年他年届80的时候,他竟然打算在巴黎召开一场公开辩论,说服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他们的错误主要是搞错了事实! 《感知的秩序》是另一项见证,当他的方法论宣言发表以后,他不满足于同敌手们进行哲学上的争论,而是为他的立场寻找生理心理学的基础。所以Bruce Caldwell才强调"他始终是一个科学的信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5 

反思经济学方法论

我相信,有许多同代的学人和我分享着同样的心灵历程: 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卡尔·波普和拉卡托斯,然后才接触康德和休谟; 出于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关心,想搞明白市场经济的秘密,投身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即便本科并非经济学专业;通过哈耶克走进奥地利学派,于是不断往返于主流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并且不断回顾经济思想史,熟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 发现在阐述市场经济不可替代的优越性方面,奥地利学派远比主流学派切题、透彻和深刻; 始终困惑不已的是,经济学要往何处发展? 如何评价20世纪的经济学历程?

那么,请大家跟随Bruce Caldwell一同反思吧！

 哈耶克是20世纪经济学发展历程的最佳见证者,在一次就这本专著举办的讲座中,Bruce Caldwell强调哈耶克一生中“always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从边际革命及资本理论的中心维也纳,20年代制度主义鼎盛时期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一直到50到60年代初的芝加哥大学,他几乎亲历了每一次重要的经济学运动,并且总处于方法论论战的中心,并且在主流学术界看来,总是“with wrong ideas”。一个在智识上而且一度在经济学声誉上至少不逊于他的论战对手(凯恩斯、弗兰克·奈特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家,难道真的一直都站错了立场?

哈耶克终生反对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实证主义,而在20世纪实证主义总是和错误的社会主义联姻,而且形式略有不同的几种实证主义确实主宰了30年代以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熟悉科学哲学的学人一定清楚,到了弗里德曼撰写《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1953年,这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前提假设不必真实,理论的目的只在于准确的预测;若多种理论具备同样的预测能力,简单者胜出——即使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已经失去了荣耀,何以为一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在经济科学中大张旗鼓地倡导呢？当然,没有绝对准确或绝对错误的方法论原则,评价必须与理论的分析目的相联系。所以,我们迟早要评估实证主义对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既不低估积极的成就,也不夸大或掩饰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到今天必须承认,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确实暴露了主流均衡理论的逻辑缺陷,为根本行不通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辩护的名流经济学家——如奥斯卡·兰格、泰勒、熊彼特、后来的伯格森,甚至包括弗兰克·奈特——确实受到了一般均衡理论的误导。实证主义的均衡分析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式,它与实际市场过程无关,并且遮蔽甚至“取消”了市场过程;而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使哈耶克洞察了市场过程的性质和作用,进而反对各种限制市场过程的社会主义方案。这场论战的实践指向要求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论,奥地利学派提供的正是这样的理论。从逻辑上讲,奥地利学派才是这场论战的获胜者。以往意识形态的偏见阻碍人们承认这个“事实”,在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奥地利学派才是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捍卫者。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术语和标签,在哈耶克看来正是19世纪以来一种有缺陷的社会理论的产儿,无疑是误导性的。

限于篇幅,我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资本理论论争和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论。对于19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在微观经济理论方面取得的各项激动人心的进展,Bruce Caldwell强调的是,这些进展本质上属于波普所称的“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但在认识复杂的整体社会现象的能力方面,学界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一个常见的规律是,一位某学派的学者之所以批评和贬低见解不同的学派,只是因为他接受了自己学派的教育,对对方的学术贡献不熟悉。因此,要想公正地评价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的成就,你必须在阅读哈耶克之外,认真阅读米塞斯、罗斯巴德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大师和青年才俊的著作,尤其是米塞斯系统的经济学原理——Human Action。实际上,与主流经济学具有直接对照性的是所谓“米塞斯学派”的著作,而哈耶克代表的是一种面对整体社会现象的独特的社会理论以及他对社会科学的方法、性质和限制的反思,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他在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更具体的贡献。

从形成比较明确的方法论见解起,大约以发表于1943年的“社会科学的事实”为标志,哈耶克一直强调社会现象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社会科学要求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独特方法。50年代尤其是《感知秩序》发表以后,在当时的知识环境影响下,他开始更正确地用“简单现象”和“复杂现象”的划分取代了先前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两分法。在发表于1955年的“解释的程度”、1964年的“复杂现象论”和1968年的“抽象的优先性”中,他阐述了他对复杂现象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之性质和限制的看法。在其中,知识的论题仍是关键性的。就经济学而言,他想说的是: 经济学家研究的许多现象其实都是复杂现象的实例; 我们在研究复杂现象时,不可能做出准确的预测; 当我们建立复杂现象的理论时,充其量只能提供有关这种现象发生的原理解释; 虽然这可以使我们预测一般行为模式(模式预测),从而排除某些后果,但我们证伪理论的能力很小。“因此科学的进步必须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 尽可能让我们的理论可以被证伪固然是可取的,但我们也必须进入另一些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的进步必然伴随着可证伪性程度的逐渐降低。这是我们进入复杂现象领域时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在经济学领域所能获得的知识,要大大少于人们的期望”。还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深思: “在研究巨大的复杂系统时,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这种原理解释,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切不可忽视一些同这种方法联系在一起的缺陷。由于这些理论难以驳倒,因此消除较差的对立理论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论证技巧和说服能力有着密切关系。根本不存在严格的检验方式能够在它们之间做出判断。严重的滥用仍有机会发生：可能会有一些狂妄的过于深奥的理论,要想驳倒它们,不存在简单的标准,只能依靠这些领域中同样有才能的人的良知。甚至对那些纯粹的招摇撞骗者,也不存在防范他们的卫兵。对这种危险始终保持警惕,大概是唯一有效的预防手段。”6

Bruce Caldwell总结了实证主义的期望: 在20世纪,随着经济规律或类似于规律的关系被发现和积累,将有稳定的甚至是加速度的进步;检验方法的改进使人们能够做出更准确的预测;理论的变化包含着得到确证的理论基础的逐步积累;错误的理论将被证伪和消除; 随着经济科学的发现得到更普遍的接受,有关对立范式的方法论之争也会消失,实际上这些对立的范式本身也会消失。

现在我请每一位读者尤其是熟悉经济学的学人认真检验和反思一番,究竟在以上两种描述和判断中,哪一种更符合经济学发展至今以及将来的真相。无论如何,这是值得深思的,决定着经济学甚至社会科学的未来。

在Bruce Caldwell看来,“实证主义或惟科学主义思想对经济学的影响几乎完全是消极的。最恶劣的一种影响是,它使经济学家误解了自己学科的性质、它的前景和(大概尤其是)它的局限性。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可悲影响是,它使经济学家认为,对于经济学家的教育而言,思想史和方法论的研究是不必要的。这些领域濒临消失便是惟科学主义世界观的一项遗产,这是它恶意抵制经济学家理解自身及其学科的方式的铁证。”7我不敢肯定,“完全消极”这样的评语是不是过于严厉了,毕竟在主流经济学家中也有不少我衷心叹服的大师; 但是对他的后一项判断,我却深有同感。假如经济学在20世纪并没有实现渐进积累式的发展,那么完全以当前的教科书和前沿文献进行经济学教育,对这门学科的历史——尤其是从1870年到1936年之间——置之不理是非常可悲的。我始终相信,如果不熟悉1870年以来经济学的三大传统,如果没有仔细阅读门格尔、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马歇尔和威克斯蒂德(Philipe Wicksteed),对一名经济学人来说是非常遗憾的,即便在某些方向上他也能取得一定的成就。熟悉拉卡托斯和托马斯·库恩的读者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为社会科学辩护

所有生物都不断寻求改善自己的生活。人更不例外,尽管人们对何为可欲的生活有纷纭多样的理解。总地说来,人类改善生活状况的途径有三种：其一,通过提高驾驭自然的能力,这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通过人与人之间有效的社会合作,这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说社会关系；其三,通过充实和提升个体的内在价值,或者把个体生命的意义与超验的实在和价值源泉相联结,以期对性情、品味、世界观和价值理念发生有益的影响,这里指向的是文化和信仰的领域。分别对应于这三种途径,人类分别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宗教领域进行着智力探索。哲学由于其反思性超越于这三个领域之上,但我认为其最恒久的任务仍然是探讨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三个领域处理的问题和面对的现象性质不同,很难在固定的时点上比较其相对重要性,并且由于关联着价值判断,必然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且不可拿一个领域的标准和成就去衡量另一个领域;可是这一告诫却是在人类经历了几个世纪中的无数灾难才被得出来的。

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不乏有益的帮助,但负面影响却是灾难性的。一直到17世纪的自然科学革命,人类在几千年的历程中在自然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是极其缓慢的,所以在中世纪晚期特别是16世纪西班牙的经院学者按照自然法的理念开始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完全没有受到前者的影响。18世纪经典物理学突飞猛进的时候,苏格兰的启蒙学者在社会理论领域取得了在今天看来堪称卓越的成就。然而不幸的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后,自然科学的方法开始主导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遮蔽了社会科学的真正性质和任务,长期埋没了苏格兰人对社会过程的理论洞见,结果是诞生了由“社会科学中的牛顿们”炮制出来的各种版本的阐述所谓“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阶段论,并在随后的世界历史中引发了灾难性后果。其实,这些历史决定论尽管披着科学的外衣,实则是宗教末世论和灵知主义(gnosticism)世俗化的产儿。直到1870年代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中站稳脚跟之后,社会科学才重新开始真正的发展,但仍遭到了同时代的涂尔干派方法论集体主义者和社会学主义者的持续攻击。经历了社会主义论战,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古典自由主义继承人的哈耶克才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和真正任务进行了全面重述,并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捍卫工作。

这里一再强调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家身份,实在是由于:直到市场经济扩展到全球的今天,由于自然科学范例的影响,大多数人们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和任务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仍然要为社会科学正名,为其辩护。我们的文明,或哈耶克所称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由于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而不是任何个人理性设计和指挥的,因而必然难以为人们理解; 然而由于不理解它,人们就容易进行不当的干预。正是这个根本矛盾对应着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社会科学的成就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及应用技术的价值那样直观,园丁与花木的关系不同于工程师与机器的关系,混淆两者就会在实践中造成不幸后果。我不敢肯定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是否已经摆脱了工程师式的思维,所以想让人们再次倾听哈耶克的告诫:“我们这一代人的巨大不幸是,自然科学令人称奇的进步所导致的对支配的兴趣并没有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我们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社会过程,或使我们认识到在既不支配这个过程也不服从别人支配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不断地为共同的努力做着贡献。……我们的技术文明越是进步,不同于对人(及其观念)的研究的对物的研究越是获得更重要、更有影响的地位,这两种类型的头脑之间的分裂就变得越发严重: 一种类型的代表是这样的人,他们的雄心是把自己周围的世界改造成一架庞大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其中每一部分便会按照他们的设计运行;另一种类型……认识到个人是一个过程的一部分,……他协助创造了一些比他或其他任何单独的头脑所能筹划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8出于对社会理论尤其是经济学的性质和限制的理解,他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演说中选择了“Pretense of Knowledge?”这样的题目,告诫“社会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知识有着无从克服的局限性,那么他们就应当明白谦逊的道理,而正是这种谦逊才会使他们避免在某些人力图控制社会的过程中成为这些人的帮凶……”。

尽管经济学属于当今的显学,但我非常怀疑这种事态是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魅力导致的,因为一门实际上缺乏实用价值、经常告诫人们“你不能做到××,或你不能既××又××”的学科对大多数人很难具有吸引力,除非出于对其性质的误解。然而,另一方面我又疑心在少数很优秀的头脑中,更多的人会被哲学而不是经济学所吸引。多数学人的读书生涯中会发生这样的时刻: 醍醐灌顶般,突然发现了一个智性的新天地,像闪电照亮了黑暗的地域,伴随着宗教皈依般的感觉,仿佛自己已经脱胎换骨一般。这样的时刻我经历了两次,都发生在1994年,一次是阅读哈耶克,一次是阅读海德格尔。不过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吸引力好像更神秘、更强烈、更不可捉摸。多年来,我经常自省,大哲学家和神学家那超凡脱俗的魅力从何而来? 尤其是我知道,这些思想深刻的人物,如海德格尔,在实际社会政治问题上的洞察力远逊于哈耶克。

现在我认识到,除了形而上学的理智冲动之外,人的更隐秘、更强烈的冲动是想成为神,这种冲动突出表现在政治伟人和哲学家身上,在后者的表现是灵知主义(gnosticism)。许多哲学家总想通过神秘的思辩或直观,发现有救赎能力的灵性知识——灵知(gnosis),然后或者化身为先知和祭祀,或者幻想去拯救芸芸众生。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具有灵知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为什么往往会支持那些乌托邦革命家或集权主义运动和领袖,因为后者恰恰是一些幻想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人。这里我们不可能继续探讨思想史上的关联。用宗教语言来说,实际上哈耶克对那些试图运用理性重建社会的社会主义者告诫的是: 人不是神,不要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在长文“惟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哈耶克引用了哲学家柯亨(Hermann Cohen)在《理性与自然》中的话:人不是神,也绝对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看来,不论上帝存在与否,上帝概念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有限性。所以我特别希望,中国的年轻学人能摆脱灵知主义的魅惑,也希望有更多青年才俊投身社会理论的研究。哲学洞察力固然宝贵,但在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上替代不了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