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哈耶克在发表于1966年的关于凯恩斯和凯恩斯革命的回顾中这样说:“决定其未来的不是人们在未来关于他的具体理论的任何讨论,而是人们关于社会科学之恰当方法的看法在未来的发展。……尽管[凯恩斯理论]依赖明显可以测量的总量指标,看似比旧的微观理论更加科学,可在我看来,它实现这种虚假的精确性的代价却是忽视了实际上支配着经济系统的[经济]关系。……我大胆地推测,一旦[社会科学]方法的问题得以解决,‘凯恩斯革命’最终只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其间关于恰当的社会科学方法的错误想法导致了对于我们早已经获致的许多重要见解的遗忘,其后我们又艰难地将它们重新赢回。”

在“宏观经济学的‘原罪’”的()()篇中,笔者已经对哈耶克的上述结论进行了尝试性的说明;在当下的()篇中,笔者打算考察在主流宏观经济学支配下的当代货币政策的困境。假如主流宏观经济学一直没有摆脱“凯恩斯革命的原罪”,那么货币政策的实践不仅难以实现干预的目的,而且必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实际过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有害的干扰。本文还将说明,当代货币政策的困境有着货币本位制度上的根源,在可见的未来,根本没有正本清源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制度上远不完美的世界中,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只能是原则上最不坏的政策方向。 

 凯恩斯革命之后的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的《通论》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导致了宏观分析和刚刚成熟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断裂;而且凯恩斯的经济学采用了源于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架构,而从希克斯(J. R. Hicks)和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这一代经济学家崭露头角开始,源于瓦尔拉(Leon Walras)的一般均衡分析(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全部均衡)逐渐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主导模式。

希克斯发表于1937年的著名论文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开端,他将凯恩斯的见解在IS-LM模型这种包括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部均衡框架中表达出来。在希克斯的模型中,经济变量都是总量和平均(水平)指标,三个市场都是总量意义上的市场,实质上是分析上的虚构,被总量指标所掩盖的结构和相对价格因素无法进入宏观经济分析,而且时际资源配置的问题在这种短期分析中被忽视;在货币市场的均衡分析中,利率仍然属于纯粹货币现象,仅仅是对被牺牲了的流动性偏好的补偿。可见,宏观经济学的原罪得到了继承。不过,在对市场体制的效率的看法上,希克斯从凯恩斯的极端立场向传统的均衡观点后退了很多,被凯恩斯视为常规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成了特殊情形下的非常现象。

必须承认,相比《通论》中带有局部均衡色彩、而且表达拙劣的凯恩斯模型,希克斯的全部均衡分析的宏观模型提升了宏观经济学的自洽性,而且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讨论提供了实用的分析框架。希克斯的IS-LM模型与后来出现的表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变化之间的交替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综合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堪称作为官方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派宏观经济学的黄金时期;不过,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现,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变化之间不再(或根本不)存在简单的交替关系,只有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率才可能导致失业率的临时下降。

宏观经济学的第二场革命是卢卡斯(Robert E. Lucas, Jr.)1970年代中期发动的,在新古典综合派的折中模式深陷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困境之际,他试图发动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立场和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向。以卢卡斯为主要旗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曾经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此时他仍然试图通过货币因素的扰动来解释经济波动,认为只有完全出乎意料的货币量变化才会导致实际产出的波动;第二个阶段在巴罗(Robert J. Barro)和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等一批后起之秀的推动下,发展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将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假设贯彻到极致,认为货币名义量的变化不会造成实际产出和就业的明显波动,市场总是能迅速调整到均衡的出清状态,因此实际的经济波动的来源主要是技术变化和供给方的真实冲击等实际因素。市场机制是完善的,政府的干预不存在合理的理由。

在关于经济人的理性预期假设和市场出清假设之外,在具体的理论层面,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以下几个方面远离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其一,宏观经济学不能不假思索地以充分就业或经济增长等总量目标为政策目标,而是在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中,以全体国民的福利总现值的最大化为目标;其二,不再在短期收入分析的框架中考察各种外生因素和政策变量的影响,而是以长期均衡增长模型为基准,在明确的时间路径上考察代表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优的消费、储蓄和投资决策,这样利息率的基础就是作为贴现率的时间偏好率。

正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和具有长期视野的均衡增长模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论证了政策无效性的定理。就货币政策来说,理性的经济人没有任何货币幻觉,而且他们基于理性预期的对策会使政府的任何缺乏时间一致性的权益之计得不偿失,从而迫使货币当局重视自己的信誉和承诺,这样不仅货币当局不能以权宜之计来干预市场,反而是市场机制约束了货币政策的斟酌裁量权。就财政政策而言,巴罗给出了李嘉图等价命题的严格证明,说明赤字财政具有全部的挤出效应,原因在于,国民出于跨时最优化消费的考虑,调整时间路径上的消费计划,让财政赤字的刺激效果彻底失效。

如此看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几乎与原教旨的凯恩斯主义背道而驰,那么我们如何能谈及宏观经济学的原罪呢?

没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毕竟仍然是宏观经济学。他们运用的仍然是总量模型,在单部门和两部门均衡增长模型中,资本仍然是同质的总量,与资本结构相关的时际资源配置问题仍然没有进入这种跨时最优化模型之中;作为微观基础的所谓“代表性家庭或部门的模型”实质上是人为的虚构,不仅没有市场参与者有目的的行动的根据,而且本质上是掩盖了相对价格和结构因素的总量概念;尽管市场价格具有完全的伸缩性,仍然以价格水平(且不论价格指数如何设计和测算)的稳定当作中性货币和货币政策的标志,没有看到(即便)在价格水平稳定的条件下,相对价格和生产结构被扭曲的可能性及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幸后果。

现在,我们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来看,凯恩斯所开创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原罪究竟是什么。宏观经济现象归根结底仍然是分散的决策者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单个消费者,经济决策的主要参考因素是相对价格和结构性的指标,而非总量(包括价格水平)指标,因此仅仅着眼于总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的宏观分析缺乏基本的解释能力,试图在宏观总量之间建立稳定的函数关系的宏观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理论虚构,以这种理论虚构为依据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对实际市场过程造成扭曲性的干扰。

那么,宏观经济学何以会在1930年代诞生呢?原因之一是历史时势的推动力,宏观经济学为正在兴起的大规模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貌似科学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工具;其二,更根本的是,经济学家们盲目模仿自然科学方法,被实证主义和数学形式主义所误导,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错误,即为了让经济学看起来更加empirical,就试图仅仅在可以客观统计的总量指标之间建立理论上的关联;可是,他们忘记了,可以被客观统计和数量上的精确性,在本质上是人类行动学的经济学领域中,并不意味着因果上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本文不再具体说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的错误,毕竟,鉴于其鲜明的不干预政策立场,它不会成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在凯恩斯所开创的宏观分析的方向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确大大推进了分析的严格性和自洽性,因此深刻影响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不过,就政策立场而言,主流经济学和官方经济学仍然属于凯恩斯派。

笔者赞同的立场是,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和收入再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从逻辑上探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何为理想的货币政策,尤其是货币供给的理想规则。当下以及未来的一段时期中,值得认真对待的货币非均衡理论有两种,一种是新凯恩斯主义,另一种是奥地利学派。

所谓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就是对凯恩斯的《通论》的各种不同诠释的历史;如同学术和政治史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即便创始人的思想被后人给予了远远偏离前者原义的解读,作为某种旗帜的创始人的名字也总是被供奉着。在新古典综合派的凯恩斯主义破产之后,几十年来,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直分庭抗礼的新凯恩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凯恩斯主义者。这派学说当然继承了凯恩斯所开创的宏观总量分析的“原罪”,不过远离了凯恩斯对市场机制和人的理性行动能力的不信任立场,而是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建立在价格粘性假设的基础上。其核心观点是,基于价格和工资水平的粘性,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和刺激性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他们提出了许多对于价格粘性的解释,甚至把印刷菜单的成本作为妨碍价格迅速调整的因素。假如价格粘性是一个不需要深究的事实,名义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内的短缺或过剩就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实际波动,因此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解释经济波动或商业循环的货币非均衡理论

本文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的原罪”(即以虚假的总量指标之间的函数关系遮蔽了真实的经济过程和时际资源配置问题)以及作为其最后的救命稻草的价格粘性假设,如何从理论上支持了有害的货币政策实践,结果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大变形(Great Deformation),即在不小的程度上,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从实业经济的有力助手异化为攫取者甚至吸血鬼。 

二 “古典派”vs.凯恩斯

凯恩斯在《通论》中将古典派看作自己的理论对手,在未加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给后者加上了过时的标签。他所说的古典派不同于流行的经济学史著作中的界定,实际上包括了通常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家和“边际革命”之后、凯恩斯革命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主流,也就是将李嘉图、马歇尔和维克赛尔一起贴上了古典派的标签。这么做的原因无非在于,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否在经济分析上取得了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进步,两者都共享了某种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和经济政策的传统立场。“凯恩斯革命”试图颠覆的首先是经济政策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上的传统立场,甚至他的宏观总量分析所完成的对实际经济过程的理论扭曲也是为这项颠覆事业服务的。

“古典派”或者说“老一代人”的看法和立场是这样的:勤劳和节俭是人的美德,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人性动力;只有源于节俭的真实储蓄才能转化为有效的资本投资,因为任何对资本品的投资都要经过一个时间过程才能带来最终消费品的增加,人们必须具有足够的耐心推迟消费,如此企业家和创新者才有足够的耐心投资于资本品的迂回生产;假如人们像孩子一样没有耐心和远见,那些只有在未来才能带来实际(消费)利益的投资和发明就难以得到落实;一个社会永远不能通过凭空印刷纸币来增加实际财富,源于信贷膨胀而不是真实储蓄的投资只能造成一时的人为繁荣,由于实际储蓄率的不足总归要陷入萧条,导致资源配置的浪费;货币归根结底是一种交易媒介,对消费品的需求最终仍然是处于分工中的人们彼此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因此货币量的多少(比如居民对货币的窖藏倾向)并不影响商品的市场出清,只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起落而已;文明社会的伦理基础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人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通过勤劳、储蓄和远见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和养老的花费,而不是借助各种理由和政治过程从他人的钱包里拿钱,而大政府(尤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政策和政治过程总是在人性的嫉妒本能的推动下从事收入再分配甚至杀鸡取卵的活动。

这些饱含着健全的常识和经济学推理的立场,都被凯恩斯及其门徒颠覆了。本文不再重复说明宏观经济学的“原罪”,凯恩斯对实际生产结构和资本结构以及时际资源配置的忽视导致了荒唐的理论后果,复活和推动了历史上多次被古典派驳斥的以总需求管理和通货膨胀主义为核心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教导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提高,政府要主动承担起总需求管理(主要是刺激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以及赤字财政)的职责;有效投资不再受制于国民的实际储蓄,而且鉴于企业家的非理性的心理的影响,政府必须通过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凭空印刷货币、通过人为压低利率来提供廉价信贷)来鼓励民间投资,甚至必要的时候由官方主导投资;经济总量水平是由总需求水平来决定的,而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不足,因此政府要设法刺激国内和国外(对本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既然投资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可以通过信贷膨胀来提供,而且国民消费又多多益善,那么节俭和储蓄(至少在所谓的宏观或集体层面)就不仅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罪(sin)了;商品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是国民不舍得花钱(消费不足和窖藏货币的倾向),因此政府必须通过通货膨胀政策来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以及通过人为推高资产价格(如股票和不动产)来制造财富效应,以刺激国民尽可能将当期的收入转化为消费;既然勤劳、节俭和远见是宏观经济上有害的品德,而且(至少温和的)通货膨胀有益于经济增长,那么普通国民通过辛勤工作和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和养老花费的传统做法不仅不值得鼓励,而且根本就不可能了,于是政府必须通过强制性的税收、以福利国家的模式来提供社会保障,这样政府就从消极的守夜人(维护法治、和平和公平竞争)转变为大规模干预经济运行和从事收入再分配的Gig Brother了。

笔者的立场毫无保留,凯恩斯及其门徒的这些立场及其历史后果是全盘错误的。在历史上,与之类似的理论立场和政策主张曾经被古典派驳斥多次了,而借着宏观经济学的统计上的貌似精确性和经验科学的外表,在古典自由主义衰落和大政府干预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历史上的“money cranks”的立场和政策主张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却成为了经济学主流。 

凯恩斯所反对的“古典派”经济学家主要活跃在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同时这也是(接近)经典的金本位制主导国际经济的黄金时期,而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经历了长期持续的经济成长,最终在综合国力上令大英帝国相形见绌。在那个金本位制时期,美联储还没有诞生,现代中央银行在英国也处于雏形状态,虽然英格兰银行开始承担商业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可是在金本位制下却没有自由裁量性质的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发行的法定纸币(fiat money)与商业银行发现的银行券一样,本质上都是对持有人的真正的负债,对应着后者对一定数量黄金的要求权。由于基础货币是一种需要投入劳动和其他要素才可以增加供给的商品,因此货币供给是市场调节和内生决定的,不受政府意图的操作,而且政府不能通过滥用货币发行权来为赤字财政融资。

在“古典派”的世界里,由于基础货币是商品货币以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商品的相对价格很少受到货币供给的外生干扰;而在商品的相对价格很少受到扭曲的情形下,相对于黄金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而言,随着不断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所导致的商品生产的各个部门中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在这段时期里多数商品的价格都经历了长期的、速度和程度不同的下降。货币购买力的不断提升尤其稳步提升了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而且鼓励了人们的节俭和储蓄,培育了集体社会的长远眼光,即降低了平均的社会时间偏好率,而社会时间偏好率的稳步降低正是社会的文明程度逐渐提高的标志;另一方面,国民的节俭以及时间偏好率的稳步下降鼓励了目光长远的投资和创新活动,推动了资本形成和生产结构的纵向链条(迂回程度)的延长。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凭着几十年的勤劳和节俭就足以解决掉养老之忧的年代,原因很简单,不仅不存在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政策合法地掠夺民间财富的危险,而且由于货币购买力的长期上升普通人能真正分享到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益处。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必须说明,尽管笔者是回归金本位制的信奉者,可是无意美化历史上的国际金本位制时期,那个时代的货币金融体制远非完美。尽管基础货币的供给是内生的,一般不受政府的影响,可是在英国经过金块论争、继而通过皮尔法案之后,在政府发行的法定纸币被牢牢拴在黄金储备上的同时,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却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这样,尽管政府不能通过凭空印刷纸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可是依然可以通过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政策手段,人为干预信贷总量的供给,而且由于部分准备金制度所必然隐含的系统危机的可能性,中央银行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商业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于是一国的银行体系就偏离了自由竞争的性质,成为了一种中央银行操纵下的卡特尔联盟。李嘉图那一代经济学家已经洞察到,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下信贷膨胀的可能性,由于对货币中性的背离,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周期性的商业循环的根源。

我们来回顾“古典派”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看法。凯恩斯派屡屡批评“古典派”的“货币面纱观”的幼稚,是非暂且不论,这种观点背后的立场是怎样的呢?这里涉及货币理论的关键问题:何为中性货币?“古典派”认为,资源配置的效率有赖于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能准确反映其稀缺性和消费者的效用评价,而相对价格的准确要求价格不受纯粹货币因素的干扰,即货币仅仅是一种交易媒介。货币中性的含义首先是相对价格不受货币因素的干扰;而货币中性的条件只有在纯粹商品货币本位制下才能自动满足。在经典金本位制下,作为基础货币的黄金是内生供给的,这意味着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货币供给自动对货币需求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反应,新的货币供给对应着等量的货币需求,而且首先会流到货币需求者的手中;这样,包括黄金在内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都不受人为的扭曲。短时期内黄金供给的异常变化也只是引起商品和服务的名义价格的普遍上升或下降,并没有实际的紧缩膨胀效应(这些效应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机制出现的)。一旦法定货币脱离了黄金的基础,货币中性就难以实现了。

在“古典派”看来,货币中性的第二方面含义是只有国民的实际储蓄被转化为生产性的投资,这样居民的跨时消费计划和企业部门的投资计划(更多投向靠近抑或远离最终消费品生产的行业)才能匹配,此时货币利息率不会系统偏离自然利息率(社会时间偏好率),时际资源配置的效率才得以保证。因此货币中性的必要前提就是,政府和中央银行不会出于短期考虑人为操纵货币利息率,而且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下,不会引导商业银行提供过于廉价的信贷。

上文曾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百年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升(相对于黄金供给),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缓和的物价水平下降。按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定义,这种现象就是人人闻之胆寒的通货紧缩;可是当年的“古典派”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明白,在货币中性的条件下,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物价水平的缓和下降趋势是理所当然的,正是通过这种趋势最普通的固定收入阶层才能及时分享到技术文明进步的好处。

相比凯恩斯革命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古典派”对通货紧缩(或膨胀)”界定是迥然不同的。他们认为,仅仅依据名义上的物价指数的变化来定义通货紧缩(或膨胀)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定义必须以货币中性标准为参照。在货币中性基本上得到维持的情形下,物价水平的趋势性变化(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发生在美国的情形)并非通货紧缩或膨胀。货币中性绝非意味着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只有当货币供给的增加超过(或低于)货币中性条件下货币需求的增加的时候,才会出现通货膨胀(或紧缩)。这意味着,在技术进步迅速的时期,相对于某些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当代货币政策所追求的价格水平稳定就已经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了,低收入阶层已经受到政府货币政策的剥夺了。在经典金本位制时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其一,相对于黄金储备,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的过量法定纸币;其二,在政府的政策影响下,由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商业银行实现的信贷膨胀。依据“古典派”的定义,不难理解,真正的通货紧缩是罕见的,而通货膨胀作为政府的天然的政策倾向始终威胁着市场社会和国民的财产权。

面对时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局面和前景,主流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们的脑海里冒出的疑问是:怎么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没有带来经济复苏的效果呢?美国的零利率政策已经持续了6年有余,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加息呢?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笔者在这个系列的评论中试图说明的是],经济增长的疲态恰恰是长期的、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所必然导致的。

自《通论》问世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幽灵一直在世界上徘徊,这个幽灵(至少是主流经济学家中)传播了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又得到了各国政治精英、政府官僚和金融利益集团的支持,借助官方哲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合法性的支持,久而久之,成为了一个似乎不证自明的真理。这个神话就是,通过凭空创造货币和信贷可以克服实际资本的稀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在“宏观经济学的原罪”()()篇中,笔者已经说明,凯恩斯聚焦于短期国民收入决定的宏观总量分析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尤其是与资本和时间有关的资源配置机制),遗忘了(以纯粹时间偏好率为根本决定因素的)利息率作为价格杠杆在调节时际资源配置和资本结构平衡中的作用,误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廉价信贷或财富效应等传导机制能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有效推动真实的经济增长。主流宏观经济学一直不明白或不承认,恰恰是廉价信贷所导致的相对价格和资本结构的失衡才是商业循环的根源,人为制造的繁荣必然要付出萧条的代价,而不断重复的繁荣和衰退的循环意味着时际资源配置的扭曲。宏观经济学搞错了实际经济过程的因果关系。

在关于萨伊定律的讨论中,笔者曾经说明,凯恩斯之所以复活曾经被古典派驳斥过的消费不足论,在于他对经济过程的想象中的一个关键错误,即似乎国民经济中有一个集体性的大写的消费者,置身于Economy之外,Economy之内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方购买东西,于是,假如这个大写的消费者不舍得花钱,比如凯恩斯所担心的窖藏货币的倾向(所谓的流动性陷阱”),那么Economy之内的生产商们就会有商品卖不出去。可是,这个大写的消费者和大写的Economy都是虚构的,不存在的。需求这样的总量概念掩盖了一个关键事实:消费者同时也是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供给者,一切有效需求都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需求。窖藏货币的后果主要是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成交价格下降,而不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这样,无论是储蓄还是国民对货币流动性的偏好,都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消费品市场的出清,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变化只影响相对价格和经济结构。

正是在这个关键环节,我们看到,新凯恩斯派发现或发明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即价格(和工资)水平的粘性。假如价格粘性是一个经济事实,那么国民舍不得花钱就可能导致普遍的生产过剩,于是政府就有必要通过通货膨胀来刺激和代替国民把钱花出去,维持价格粘性条件下的总需求不出现萎缩。[关于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对物价水平的下降感到恐惧,这里不再讨论,请读者参考本专栏去年的文章被妖魔化的通货紧缩]再者,假如价格粘性是一个无须争议的事实,那么政府就有责任保证货币供给的增长,而且温和的通货膨胀就可能起到促进经济运转的润滑作用。可是,价格粘性是观察到的事实吗?还是对事实的错误解释?

在通货膨胀几乎成为恒久事实的年代,人们观察到,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尤其是工资率总是只升不降,可是这种现象如同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人类行动的结果。那么,我们应该问的是,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价格粘性是一种没有做任何解释的解释。价格只升不降的状况,或者源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和国民长期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或者源于政府对市场定价的政策干预,或者源于当今多数欧美国家中在政治力量上仅次于政府的工会组织的垄断权力,等等;毕竟价格伸缩性的缺乏意味着市场机制受到了人为的干扰。

价格粘性的假设掩盖了这样一个典型的事实:政治权力的干预导致了经济问题,借助权力和知识的联盟,政府在舆论上成功地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自由市场,然后理直气壮地通过进一步的干预来纠正最初的问题,结果又导致了新的问题;然后,Repeat!这个政府干预主义的循环,正是我们以“凯恩斯“来命名的时代的典型事实,而凯恩斯主义的生命力恰恰有赖于这个干预循环的持续。 

三 历史(尤其是货币本位制)脉络中的凯恩斯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与国际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1870-1914)基本重合,这绝非偶然。尽管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思想和法律实证主义正在蓬勃兴起,开始侵蚀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基础,可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行动范围仍然受到了有效的约束。从公法(宪法和行政法)和私法(与财产、契约相关的民商法)的关系来看,公权力(尤其通过议会立法和修改宪法)对私法的干预和破坏尽管已经开始,私法仍然是具有普遍效力的,也就是说,民商法的权威是政府和民主政治难以侵犯的,政府与公民一样受制于私法的规范,就公民的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而言,政府一般不能通过修宪或立法进行特别的限制。迟至1905,英国著名公法学家戴雪(A. V. Dicey)在其法学讲座中仍然坚持认为,公法的权威不可以凌驾于私法之上,议会的立法必须受到私法原则的限制,因为真正的法律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制定的。中国人如今也耳熟能详的著名的司法案例,即德皇威廉一世 vs.磨坊主,便是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典型反映。不难理解,在公法权威没有公然凌驾于私法之上的时代,在国民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很少受到政治权力(执政党主导的修宪以及频繁的议会民主立法)肆意干涉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尤其是投资者和企业家具有安全感和稳定的预期,当然也就具有恒心和远见,有力推动了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以及各种创新活动。

在限制政府的专断权力尤其保障国民的财产权方面,金本位制的作用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高估的。古往今来,特定领土上的政治统治者为各种政府支出(统治阶层的花销、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战争费用等等)融资的方式不外四种,一是赤裸裸地掠夺民间财富(如强制没收财产或强制劳役),二是征税,三是降低法定铸币的成色,四是按照市场原则从民间借款。一个稳定的、眼光长远的政权为了实现统治利益的最大化,会更加倾向于保护国民的财产权,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尽可能通过合法的税收来为公共支出融资。贵金属本位制是限制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国民财富的天然壁垒,由于不能通过凭空印刷法定纸币,统治者最多只能通过铸币的垄断权从国民手中强制征收铸币税,财政紧张的时候求助于降低铸币的成色。可是,与现代虚体本位制下的现代政府相比,金本位制下的政权在货币方面作弊的空间实在太有限了。于是,在近代欧洲的君主制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政府只能通过征税或借款来应付越来越庞大的政府支出和战争费用,而由于君主制政府的统治权完全不属于王室家族之外的国民,因此国民对政治权力的滥用就远比民主制国家的公民敏感,于是围绕国家财政和征税合法性的斗争就促进了议会制和宪政的发展。在英国和法国争夺殖民地和世界支配权的斗争中,尽管法国的人口和财富总量远高于英国,可是由于光荣革命后英国立宪政府更可靠的声誉大大降低了政府债务的风险,政府更容易筹集战争费用,最终英国以及英国所代表的立宪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国际金本位制的黄金时代,恰恰是有限政府的立宪原则还没有被后来的社会民主政治所侵蚀的时期,法治优先于民主的时期,财政平衡的原则被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很难得到任何堪称正派的经济学家的支持。这是一个尽管没有“宏观经济学”和货币政策,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在宏观性的经济问题方面却拥有基本正确的理解和健全常识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金本位制,同时也终结了政治上的古典自由主义。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参战各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黄金的兑换和国际输出,同时开动了印刷法定纸币的机器。从此,通货膨胀成为再也无法祛除的幽灵。另一方面,为了给美国的参战赋予神圣的意义,美国总统威尔逊祭起了意识形态战争的旗帜,将本来具有传统色彩的欧洲战争升华为代表人类未来的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针对腐朽没落的旧君主制帝国的世界大战。战后,随着古老的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消亡和一大批转向民主制的民族国家的诞生,世界历史上民主政体的时代终于来临。

可是,人们迟迟看不到的是,随着民主政治原则的胜利,主要源于限制君权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宪政理想和原则开始受到民主所鼓励的积极的政治自由的侵蚀。在古典自由主义和金本位制衰落的同时,世界历史迎来了各色社会主义(包括社会民主派)的兴起和法治原则的衰落。以国家利益和民主立法的名义,公法开始名正言顺地凌驾于私法之上,公民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开始受到政治权力的普遍干涉。有限政府的宪政理想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1925,在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力主下,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可是黄金和英镑的兑换率却被确定为战前的水平,尽管十年间英镑经历了严重贬值。为了阻止黄金的外流(主要是美国),美联储又在英国的政治压力下开了宽松货币的闸门,人为的通货和信贷膨胀在人为的繁荣之后最终导致了大萧条。

凯恩斯勋爵在巴黎和会之后开始在政治和经济精英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之后迎来了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时代。

凯恩斯是一个喜欢权宜之计的人,不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man of principle),他以主导英国甚至的世界的经济政策方向的精英自居,对自己左右公众舆论的劝导能力具有无限的信心。因此我们很难知道他在原则上看待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的立场,可是,自《通论》问世以来的近80年间,他的误入歧途的宏观经济学的确在客观上支持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几十年来,至少在美国,所谓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的神话已经褪色,可是主流经济学却始终不肯正视凯恩斯所开创的宏观经济学的原罪

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1950-70年间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黄金年代,而且将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段时期所实现的稳定持续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这段时期有一个标志性的名称,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历史进入大政府的时代(参考各国税入对于GDP的比例),经典金本位制一去不返,可是在1946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会者仍然认为,尽管不能期望任何国家在国内实现法定货币对于贵金属的可兑换,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仍然有必要牢固地拴在黄金的锚上。美元国际债务的可兑换性,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国际货币权力施加了约束,也就是说,有了黄金这样的锚,美国不容易像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之后愈演愈烈地滥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权力。同时,由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大致保持着稳定的固定汇率,货币政策的随意性也受到了相应的约束。这样,尽管已经远远偏离了经典金本位制,1971年之后的时期相比,布雷顿森林体制仍然限制了各国政府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国民财富的倾向,维持了国内和国际经济的稳定性,从而促进了有赖于恒产和恒心的资本形成和创新活动。

显而易见,布雷顿森林体制时期的经济繁荣主要归功于布雷顿森林体制,正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仍然勉强地拴在黄金上,资本主义金融系统的发展才没有脱离实体经济的基础。遗憾的是,这个体制的基础是脆弱的,尤其依赖美国政府自我实施货币纪律的自觉性,可是通货膨胀的倾向实在是美国的民治政府和官僚难以抗拒的。尤其是,按照“古典派”的定义,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的时期,所谓的价格水平稳定实质上就已经是通货膨胀的后果了。于是,随着(即便是)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的长期持续,美元相对于黄金事实上不断贬值,到了1971,面对着国际债权人的兑换压力,尼克松最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

时至今日,主流和官方经济学家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承认,布雷顿森林体制的解体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转折点。黄金彻底退出了货币的历史舞台,各国政府发行的法定纸币不再意味着货币持有者对于一定贵金属的要求权,失去了黄金作为基础货币的锚,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力的滥用失去了最根本的约束,私人财产的安全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正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结束之后的1970年代,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和自由社会的头号敌人,而且出现了一度使得凯恩斯学派颜面扫地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同时,由于主要的国际货币失去了锚的约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更具灵活性的汇率安排,而鉴于浮动汇率制能有效隔离外部冲击、保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各国政府凭空印刷货币的自由度实现了普遍提升。

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代表着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或许是最后的)努力,他们在任期内遏制了大政府的增长,试图回归财政平衡的传统,而且与通货膨胀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可是,从后来至今的历史轨迹看,他们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尤其是在美国。实际上,就在1990年代初所谓的自由世界在欢呼历史的终结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政治和金融体制已经在扭曲和变形之中,由于金本位制的彻底终结,金融系统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基础,华尔街越来越成为投机分子的天堂,美联储越来越被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所收买;同时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各方利益集团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工具,出于为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welfare & warfare state)融资的压力,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这样的趋势在美国尤为显著,不仅如此,由于黄金作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的退位,美元成为几乎无可替代的国际货币,于是近三十年来(自里根削减财政开支的努力最终失败开始)全世界见证了美国政府如同毒瘾一般的对国际货币权力的持续滥用。如今美国的内外债务总和高达20万亿美元,仅仅由于人们看不到能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才勉强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可是谁都明白,迟早有一天美国天文般的政府债务必然成为引爆世界经济危机的炸弹。

为什么凯恩斯主义一度在1970-80年代丧失了声誉,可是后来以至今日仍然稳稳占据着官方经济学的宝座呢?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与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以及社会民主思想支撑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亲和性和联盟。

自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上述的资本主义变形的趋势尤为明显,而且加快了步伐。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政策方面,相比之下,克林顿时期的政府是清明和稳健的,为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创造了比较良好的环境。可是,随着克林顿政府的任期接近尾声以及小布什政府的上台,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的忠实的兰德派和金本位制的坚定而公开的支持者)开始松动货币发行的闸门,最终推动和导致了以新经济为概念的互联网泡沫。仅仅时隔几年,在泡沫破灭所必然带来的经济萧条(市场清算),美联储又在华尔街利益集团和被误导的民主政治的压力下,大声喊叫(通货紧缩)来了”,急不可耐地再次开闸放水,而且将基准利率降低到超低的水平上。超低的货币市场利率是对金融投机的最大支持,而当金融投机能稳稳地赚来丰厚利润的情况下,怎能期望宽松的信贷会真正流向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呢?与此同时,小布什政府又做起了通过仁慈的政府干预来提升国民自有住房比例的美国梦”,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的风险担保推动下,房地产业迎来了人为制造的繁荣。

闲话短说,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的萧条中,美联储再次高喊(通货紧缩)来了的呼声,开始了一轮接一轮的QE,而且自那时以来联邦基准利率一直被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上。在美国之后,QE如同传染病的病毒一样,扩散到了欧元区、日本以及更多的国家。可是,这种流行的货币政策除了在某些国家人为推动了证券和不动产市场的繁荣之外,始终没有带来凯恩斯派期待中的经济增长动力的真正复苏。

凯恩斯革命是西方历史的时代潮流和一些关键的制度条件所推动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衰落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兴起为凯恩斯革命预备了土壤和气候条件,而经典金本位制的终结则为大政府和政府干预主义扫除了关键障碍。无论凯恩斯主义者为金本位制的终结提供了多少貌似科学的辩护,金本位制被抛弃的主要原因是:金本位制限制了国家(state)的权力和财源,尤其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掠夺社会财富的权力。无论凯恩斯主义者为通货膨胀提供了多少貌似科学的理由,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首先意味着对民间财富尤其是穷人的财产的掠夺,而推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就是当代世界最大的伪币制造者。凯恩斯主义者们动辄指责自由市场体制的内在缺陷或不稳定性”,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当法定货币的发行不再以商品货币为价值保证,当政府彻底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自由市场体制的关键基石已经被抽走了,而且正是被政治权力抽走的。 

四 当代货币政策的困境

货币政策的困难的根源何在?垄断了货币发行权的“看得见的手”如何复制自由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效率。我们来讨论其中的困难。

金本位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作为一种商品的基础货币,黄金的供给是由市场机制内生决定的,货币中性同样是由市场机制自动保证的,不需要外部权威的干涉,因此没有货币政策这回事儿。当法定货币脱离了黄金的基础,而政府又完全垄断了货币供给之后,由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总是被滥用,因而除非国民对通货膨胀的危害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如二战之后几十年间的西德),民主政府很难抗拒通货膨胀的诱惑。相比合法的征税,通货膨胀是政府从国民手中转移财富的更隐蔽的手段,因此政治上的压力通常更小,而在貌似科学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倾向平均主义的社会民主思想支持下,甚至往往得到多数民意的支持。

现在我们假定这样一个国家,社会科学知识没有被权力-知识的联盟所扭曲,于是中央银行摆脱了错误的宏观经济学的误导,同时不存在借助国家强制权力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压力,政府或中央银行的领导者决定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保证货币价值的稳健。那么,在虚体货币本位制下,他面临怎样的困难呢?

经过前文的讨论,我们知道,经济周期源于时际资源配置的动态均衡受到了人为的干扰,干扰主要来自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非均衡,而货币均衡的破坏主要源于中央银行制造的通货膨胀和对基础利息率的操纵。货币均衡意味着货币中性,货币中性首先意味着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自动平衡,从而全部的相对价格都不受货币因素的干扰,只决定于有效需求和生产率。

在当今的法定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是从市场体系外部注入的,而且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的渠道。新增的货币供给首先流向金融机构和企业贷款人,而真正的货币需求者不是他们,而是商品和服务的出售者,贷款人却是投资品和劳务的购买者,因此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不是自动对应和平衡的。对于外生的货币供给者来说,首要的难题是如何确定适当的货币供给(增加),以维持货币中性(相对价格不受名义货币干扰)。因为作为基础货币的法定纸币不是内生于市场的商品,因此这种货币供给方式不可能保证(微观层面上)相对价格不受干扰,只能在宏观层面上近似地达成中性货币的目标。于是,这个货币供给的难题就转化为:如何确定中性货币条件下的价格水平? 货币政策的任务就应运而生了,即采用适当的方式供给货币以维持作为政策目标的价格水平。

当然,印刷纸币的好处是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无须考虑货币供给的生产率。笔者曾经一再强调,正如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经济所表明的,在工业化和技术进步迅速发展的时期,很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货币中性就表现为物价水平的趋势性的下降。可见,假如近几十年来各国中央银行都能维持近似货币中性的政策的话,我们同样能看到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可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门徒)却一直告诉人们,货币中性意味着价格水平的稳定,而且温和的(比如美联储所认为的,2%)通货膨胀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按照上文所说的“古典派”对货币中性和通货膨胀的定义,那么毫无疑问,主流经济学家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都是通货膨胀主义者,money cranks.

现在我们进一步假定,货币政策的主导者接受了“古典派”对货币中性的界定,那么他该如何确定货币供给的方式或规则呢?首先,他必须要找到能衡量货币是否中性的指标,这项指标是平均意义上的指标,否则对于市场体系的外部权威来说就完全没法操作。这样,为了衡量货币中性,就必须考察两方面的水平指标,其一是全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率水平指标,其二是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指标,而货币中性意味着价格水平必须保持着与生产率水平的平行关联。这两个指标本质上都是平均指标,而且诸种商品或服务的权重必须保持一致,那么这样的平均指标能否被科学地建构呢?严格说来,答案是必然否定的。

显然的道理是,只有同质的东西,才谈得上平均。说大米和夹克衫的平均价格是什么,显然是荒唐的。再者,几乎每天在市场上都会出现新的商品或服务,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而且随着商品质量和内涵的变化,名义上相同的商品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同一种,比如说,1970年的电视和2010年电视根本就不是同一种商品。物价指数的思想是站不住的。现实中,在价格指数的编制中,资本品和消费品经常是分开的,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异太大以至于谈论平均价格太荒唐。既然将PPICPI分开,那么分开的理由难道不同样存在于这两组商品之内吗?当然,经济学家的辩护理由是,在相对跨度不长的时期中,生产技术(资本品的构成结构)和日常消费品的构成相对稳定,就消费品的构成来说,可以根据统计意义上家庭的预算中各种消费品的支出比例,来大致确定各种商品的权重。显然,严格说来,这样的理由极其粗糙,市场经济中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者的主观评价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编制价格指数的想法如同刻舟求剑。即便我们认可了PPICPI的近似合理性,为了确定所谓的价格水平”,这两者之间又该如何加权呢?

一旦中央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之后,货币供给就找不到合理的根据,因此必然克服不了武断性。为了限制货币当局的自由裁量权,很多经济学家曾经试图推导出最优的货币供给规则,可是当技术进步的步伐不可预料的情况下,又找不到科学的方法来建构合理的生产率和价格水平的指标,如何确定固定的规则呢?CPI维持稳定的同时,PPI未必,反之亦然。

再退一步,即便货币当局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衡量生产率水平和价格水平,并且能根据这两项水平指标来确定合适的货币供给量和时间过程中的供给动态,货币中性和货币均衡就能得到保证吗?不能。笔者在上文中说过,资源配置的效率受制于相对价格是否正确,与一般价格水平无关,即便我们能找到神奇的方法来价格水平。即便在价格水平始终反应生产率水平的变化,货币当局完全不能保证市场中无数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没有受到扭曲。考虑到外生的货币供给的“注入效应”,相对价格的扭曲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货币供给的注入效应是法国经济学家坎替龙(Richard Cantillon)提出来的,此人晚近被奥地利学派推为经济学的奠基人,取代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地位。在经典金本位制下,假如黄金的生产是分散的,没有被政府或国有企业垄断,那么货币供给就没有注入效应。在现代的法定纸币制度下,货币供给的管道是借着中央银行从外部插入市场经济中的,而且法定货币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基础,因此注入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在推导名义货币量增加的经济影响时,斯密的好友休谟曾经做过这样的思想实验,即假定新增的贵金属货币奇迹般地一夜间均匀地落在每家的院子(或账户),在这种绝对不存在注入效应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增加的后果是同时性的普遍性的物价上升,对实际生产没有任何影响。

与休谟的思想实验相对比,我们就容易理解现代货币供给的注入效应了。货币供给首先流到银行家手中,然后通过信贷流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贷款人手中,[假如政府通过印刷货币直接支付公务员的工资,也会流动到他们手中],经过多次交易之后,最后到达固定收入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手中。这个从货币注入到完成扩散效应的时间过程是不可忽视的,最早拿到新增货币的人面对的是起初尚没有任何提升的物价水平,而当货币最后到达固定收入阶层的时候,通货膨胀效应已经是事实了,于是购买力已经打了折扣。可见,在现代货币本位制下,不仅政府通过印刷纸币从民间征收了铸币税,而且在注入效应的扩散过程中,上游群体(越来越与上层社会重合)也借助货币购买力的差异从下游群体(下层社会)手中不断转移财富。货币供给的注入效应必然伴随着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可见,通货膨胀不仅是政府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而且更是收入再分配的途径。

看清了上述事实,就无须说明,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金融精英们总是偏好通货膨胀政策、美联储和华尔街为什么倾向于结成操纵货币政策的同盟以及凯恩斯主义为什么会成为官方经济学了。

关于价格水平的定义,1920年代初耶鲁经济学家费雪开始提倡以价格水平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原来,主流经济学家(尤其是前任美联储主席所信奉的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将资产价格(assets, 主要是证券和不动产)排除在价格水平的衡量之外。近百年的世界经济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是,在所谓的物价水平(主要是CPI)的上升非常温和的情况下,资产价格却经历了迅速的膨胀,而且往往以严重的危机收场;可是,即便主流经济学家中那些反通货膨胀的斗士们对此也总是置若罔闻。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还不断提出貌似科学的理论,支持和传播这样的观点,即资产价格的膨胀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其中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是“财富效应”,资产价格的膨胀导致了人们的财富的膨胀,从而刺激人们的消费支出,于是推动经济的增长。这种效应的根据是本文所驳斥的凯恩斯主义立场,即经济增长是消费而不是生产直接拉动的,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不足。不幸的是,部分由于主流经济学的误导,人们普遍陷入了财富的幻觉;尽管同样是通货膨胀的后果,物价水平的上升差强人意,资产价格的膨胀却成了皆大欢喜的事情。财富效应的最重要的应用就是,当资产市场的泡沫开始破灭、市场开始实施清算的时候,货币当局、金融精英和经济学家就会大声疾呼,若中央银行不通过注入流动性来救市的话,负向的财富效应将会降低总需求水平,进而引起严重的经济萧条。

明眼人看得清楚,资产价格的人为膨胀是社会财富再分配(劫贫济富)的最有效率的途径,扶持资产价格膨胀的货币政策鼓励了投机心态和短期视野,而通过负债比率的提升以及债务负担的积累,金融部门越发成为实体经济的吸血鬼,而精英银行家们对货币政策走向的影响越来越大。199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史尤其让人们看到了,当代经济政策最致命的错误有两方面,一是(比如美联储)中央银行长期维持极低的基础利率水平,为金融投机行为不断输送廉价安全的资金,从而不断推升资产价格;二是政府出于短期视野的政策目的,为不断攀升的资产价格提供或明或暗的政府担保,于是鼓励了负债比例的提高和债务链条的延伸,而在资产泡沫难以维持的情况下,又千方百计地阻止市场清算的到来。

上文曾经说明,货币中性(均衡)的第二方面含义,即在经济成长的时间路径上的含义,是货币因素对自然利息率(基于社会时间偏好的原初利息率)不造成系统的干扰。奥地利学派清楚地说明,自然利息率无非是货币中性条件下的社会时间偏好率的市场表达,而这个原初利息率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最重要的价格参数,协调家庭在时间路径上的消费/储蓄决策和企业在迂回生产链条中位于不同时间坐标上的各个产业的投资(分布)决策之间的动态均衡。正是自然利息率的协调保证了资本积累和时际资源配置的效率,经济才能在动态均衡路径上实现最优的可持续发展。商业循环现象的根源就是自然利息率被货币因素干扰而导致的时际资源配置的扭曲。遗憾的是,凯恩斯革命将自然利息率的概念完全抛弃,将利息率从最重要的价格杠杆降格为对被牺牲了的流动性的报酬,于是时间路径上的资源配置问题就被短期视野的总需求管理所取代了,结果货币利息率在货币当局那里就成了一种可以频繁调整的短期政策工具。

现在我们假定货币当局看清了宏观经济学的“原罪”,认识到有效的投资只能来自国民的真实储蓄,自然利息率正是协调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的价格杠杆,那么在当今的货币本位制下,鉴于基础利率受到货币当局的操纵,如何能保证货币利息率始终符合自然利息率呢?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当“看得见的手”部分取代了“看不见的手”之后货币政策的根本困难:自然利息率不能被观察到,该如何确定自然利息率的水平呢?主流经济学采用了实证主义立场,即假如我们不能观察到自然利息率,那么它就不存在,或者没有经济上的意义。可是,主流经济学所推荐的货币政策的泰勒规则面临着同样的困难,鉴于潜在产出是观察不到的,如何根据产出缺口来确定基础利率的调整幅度呢?显然,基于不同的计量模型,我们能得到的合意利息率就不止一个。

在说明了当代货币政策的困境之后,我们知道,不存在最优的货币政策,因为最优的货币均衡状态在纯粹虚体货币本位制下不可能出现。政府干预主义往往面临一个根本的难题,即为了复制出自由市场的效率,政治权威所必然面对的计算的难题。奥地利学派的领袖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发表于1920年的长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指出了计划经济的关键困难,即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只有经过市场机制和市场过程,人们各自对商品或服务的千差万别的主观估价才能被综合为统一的价格,各不相同的时间偏好才被综合为统一的自然利息率,企业家们对资本的投资机会和风险的各不相同的预期才能被综合为统一的资本成本。只有通过分散的市场参与者的自发选择行动,只有通过这样的市场过程,指导资源配置的价格参数才能被表达出来,没有任何人为的机制(无论借助怎样的信息和计算技术)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计算。市场参与者的偏好和主观估价只有通过他们的选择行动才能得到表达。不过,即便这些主观的、转瞬即逝的、甚至彼此冲突的信息能不加扭曲的传递给外部权威,后者仍然不能完成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才能实现的计算。后来哈耶克试图引入“分立的知识”(尤其是无法被加总和及时传递的关于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信息)的论据来强化米塞斯的论证,可是这个基于有限知识的论证远没有米塞斯的洞察更根本。

在本文的语境中,我们看到,只有在完善的金本位制中,货币中性和货币均衡的条件才能通过自由市场过程自发地达成,而一旦政府彻底垄断了货币发行、法定货币彻底与商品货币脱钩之后,自由市场体系的基石已经被抽掉了,于是无论借助多么貌似科学的经济学模型和计量技术,政府都不可能完成实施中性货币政策所必需的准确计算。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理解米塞斯指出的这个可计算性的问题,就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市场机制的合理性。

假如我们将资产价格也计入价格水平的衡量,那么历史事实已经告诉我们,自从1914(美联储正式成立的那年)金本位制被终结以来,世界历史进入了通货膨胀的时代,二战后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的时代;自从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制以来,世界历史进入了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时代,工业资本主义越来越被不断膨胀的金融部门吸血的时代。在世界各国一轮又一轮的QE竞赛中,需要远见、耐心和稳定预期的投资和创新活动动力衰竭,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乏力,劫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不断升级,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必讨论什么是最优的货币政策,我们所能期待的最不坏的货币政策只是这样的:政府和货币当局尽量克制基础货币的供给,尽量维持接近于零(最好是古典派)通货膨胀率,不去频繁干预基础利率,尽可能让市场来决定均衡利率的水平,永远不通过政策引导和政府担保人为地刺激资产市场。 

结束语

发展和传播正确的社会科学是一项启蒙事业,被时代潮流和政治意识形态所扭曲的社会科学则会成为愚弄社会的工具,而权力和知识结盟的危险提醒我们要担起独立思考的责任、捍卫学术批评和自由思想的权利。

不受约束的权力就一定会被滥用,如何避免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力的滥用呢?这是当代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当下我们看不到世界各国将来能集体回归健全的金本位制的可能性,而鉴于主流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体制性力量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身份认同,宏观经济学的原罪只能被少数人认可。笔者所期望的只是,历史脉络的考察以及知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能帮助人们理解凯恩斯革命的缘起,与官方经济学拉开批评审视的距离。

话题:



0

推荐

刘云鹏

刘云鹏

330篇文章 1次访问 337天前更新

刘云鹏 男,1972年出生于山东章丘。1998年7月就职于当时尚存的中信国际研究所, 2003年12月离开。1992年至今, 致力于通过读书、思考和生命体验来追求真理。曾经热切关心社会和苍生的命运, 直到自己也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