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说明的是,由凯恩斯勋爵开创的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遮蔽和误解了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尤其是与资本和时间有关的资源配置机制),通过人为建构的总量和名义量层面上的虚假的函数关系,方便了政府权力对所谓的“国民经济”的干预和操作,以及政府(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机制的系统干预如何成为了商业循环的首要元凶。  

一 方法论的思考

在进行关于实际经济过程的讨论之前,笔者先从方法论上说明自己的看法。在先前的专栏中,我们曾经表明过,无论经济现象如何复杂,市场和经济体系都是众多分散的个体(消费、生产和流通等各个环节)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及其互动而形成的,因此经济分析的基础在于,从现实中的个体的有目的行动出发,解释众多分散的个体(包括公司法人)行动通过怎样的市场过程生成了经济体系、市场制度和各种复杂程度不一的社会现象;这也意味着,我们不可以抛开个体的有目的的行动,从整体和总量上直接考察经济关系,比如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的货币数量论以及凯恩斯的宏观总量分析和几个心理规律。关键在于,经济学不能单单考察经济变量的客观意义上的相互关系,而必须着眼于作为结果的数量关系背后的诸多个体的有目的的行动和市场过程。

鉴于这种方法论见解,笔者认为,解释宏观经济现象未必需要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具体决策者来说,有参考价值的数据或信息首先是局部性的相对价格和结构性的数据,而非宏观总量数据和价格和工资水平这类一般价格指标；既然分散的决策者们的决策与宏观经济数据的关联度不大,而所谓的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也是实际的市场互动的结果,那么重点在宏观经济数据之间建立函数关系的宏观经济学就可能是一些缺乏实际解释能力的人为虚构。

其次,众所周知,宏观经济学起源于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而“大萧条”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当作表明“自由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关键事实证据。可是,除了源于系统性的真实冲击的商业循环之外,自由市场经济会发生系统性的方向一致的“市场失效”吗？我们应该深思这个问题。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有效利用稀缺手段,必然涉及一个时间过程,因此市场经济中的决策总是以关于未来价格和需求的预期为依据。根据人们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资经验,就不难发现,假如不存在政府干预或引导的话,自由市场中分散的决策者们的预期总是存在差异,几乎不可能产生集体性的方向一直的误判。商业循环(或说经济周期)现象的实质是一种集体性的方向一致的错误预期,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们会不约而同地做出方向一致的错误判断呢？假如不存在来自外部权威的对货币信贷过程的系统干预和误导,这种罕见的现象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且,即便偶然出现短期的集体错误,套利和投机的市场力量会迅速纠正这种趋势,以至这种临时的单方向波动绝无可能累积到导致严重萧条出现的地步。

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早已认识到,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商业循环的根源在于,在部分准备金制的商业银行体系中,政府(无论是否借助中央银行)干预造成的信用货币的人为膨胀。政府制造通货膨胀和信贷膨胀的动机,从实际历史上看,可以说不言自明；而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不仅是中央银行这种管理机构,而且部分准备金制的商业银行体系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产物,即根本不是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形成的制度安排。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统一和加强的进程,不受政府干预、政府在利益上严格中立的自由市场经济何曾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过?!

“大萧条”的根源首先在于自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长期持续的信贷膨胀政策,萧条的起源就是人为制造和延长的虚假繁荣,所谓的“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挽救了陷入痼疾的资本主义”可谓历史上最成功的神话之一。

由于实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纠缠,经济学的发展深受意识形态潮流的影响,客观中立性是难以保证的。即便在美国,当很大比例的经济学家都受惠于美联储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资助的情况下,你能期望主流经济学会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货币政策吗？“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迅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官方经济学,这是不言而喻的,学理上的根本错误长期被主流经济学所无视,同样是无须解释的事情。关于经济学的一项根本的、令人遗憾的事实是,无论政治体制的差异,任何国家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官方经济学家”,由于与权力结盟的利益,他们大多都主动放弃了批评和警告权力的职业责任;真正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站在市场社会一边警惕和警告不当的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家,始终是少数派。

20世纪的人类历史见证了集权国家和大规模政府干预的兴起和衰落,另一面则是法治原则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衰落与复兴。当年凯恩斯勋爵在其《通论》的德文版序言中直言不讳,他的政府干预尤其是“投资社会化”的主张在集权主义国家更容易得到实行。可是,全世界的主流经济学界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正视和反思由《通论》发轫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及其政策的学理上的缺陷。本文的重点是学理上的说明,不再纠缠意识形态和经济学的社会学问题。  

  二 凯恩斯革命前的资本、利息和商业循环理论

我们从关于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疑问开始,即在凯恩斯革命发生之前,从杰文斯(Stanley W.Jevons)和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开始,(关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间维度的)资本与利息理论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富有生机的重要部分,为什么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就陡然间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这个资本理论传统的中断意味着什么？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造成了经济学的分裂,自新古典综合派以来的一切试图协调这种分裂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秉承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坚持从具体的个人选择出发解释经济现象,因此以(相对)价格理论为经济学的基石；凯恩斯革命武断地将经济学分裂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直接在宏观总量(包括一般价格水平)直接建立经验性的关联,比如关于消费倾向、投资陷阱和流动性陷阱的几个心理规律,而这些经验方程根本不是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197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试图以人为建构的个体选择模型为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且不论这类模型是否符合现实中个体决策者的有目的的行动的事实,逻辑上不能加总的难题始终存在。

另一方面,在解决资本理论的难题和发展(作为相对价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利息理论的过程中,许多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奥地利学派认识到,在大规模使用资本品的资本主义过程中,时间维度在分析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储蓄和投资决策关乎时间轴上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而资本品的异质性(不可转换性)是时间因素在分析上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异质的资本品意味着资本在逻辑上是不可加总的,货币总量意义上的同质的资本概念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和时间维度。可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只是盯住名义的货币资本,无视物质资本的异质性和稀缺性,因此遗忘了资本与时间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关键意义,于是提出了误导性的国民收入的短期决定论,进一步误导或迎合了各国政府受短期视野支配的宏观经济政策。

  让我们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根本事实出发,重述凯恩斯革命所背弃的资本和利息理论的轮廓。这里的“资本主义”仅仅指越来越使用资本品作为中间投入的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含义。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需求,因此无论是最终产品或服务还是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稀缺手段,其价值都来源于消费者的主观估价。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最初的资本品和储蓄-投资行为是这样来的：以捕鱼为例,一开始人们徒手捕鱼,没有任何生产手段(资本品)可以借助;只有当徒手捕鱼的生产力足以养活渔民共同体而有剩余的时候,这些剩鱼作为储蓄才可以被用作资本,即让一些渔民可以从捕鱼劳动中抽离出来,在一段时间里去制造渔网(进一步,渔船),而不必担心会饿死。可见,投资来自真实的储蓄,第一阶(first order)的资本品必定是基本生活资料(消费品)。由于资本品(渔网和渔船)的使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就会有更多的渔民从捕鱼劳动中解脱出来,或者直接从事其他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或者去制造生产消费品所需要的资本品(工具和设备)。资本品的使用延长了从上游产业到最终消费品生产的产业链条,这就是庞巴维克所说的“迂回生产方式”。捕鱼需要渔船,为了生产渔船,需要木材加工和钢铁,为了提供木材和钢铁产品,又需要投资伐木和炼钢厂,进而必须投资林场和铁矿。

一切产品或服务的供给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有效需求,人们的需求受价格机制(包括实际利息率)的调节,而市场机制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供给能否针对有效需求的变化迅速做出调整。我们看到,依据市场经济中个体行动的逻辑,资本品利用的不断深化导致了从最终消费品生产到原材料生产之间不断延伸的中间生产链条。奥地利学派将更靠近最终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品投入-中间产品称为“低阶财货”,将更靠近原材料生产的资本品投入-中间产品称为“高阶财货”,高阶财货的价值来源于它们作为中间投入在生产低阶财货或最终消费品过程中的边际贡献。为什么要在作为中间产品的资本品之中区分“低阶财货”和“高阶财货呢”？原因在于资本品的异质性,即在迂回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资本品很少是可以通用的或可转换的。加工机床不可以转换为纺织机,炼钢的高炉不可以转而用来烤面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货币资本可以借助金融市场轻易地从上游产业转移到下游产业,可是真实的资本品却具有不可转换性,这意味着假如在不同阶段的消费品和资本品生产中出现了资源错误配置,比如高阶财货的过剩(即上游产能过剩),市场机制不可能起到迅速纠正错误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每个环节的生产中,从资本品、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到产品(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最终成品之间,都需要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资本品的异质性意味着,在从最终消费品生产一直到原材料生产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每个环节的生产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坐标,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生产的时间链条。鉴于众多迂回生产链条之间的交错联结,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在每个时刻都呈现为分别处于不同时间阶段(T0,T1,T2, …,Tn)生产环节之间纵横交错的网络。

资本品的异质性意味着,资本概念在分析上是不可以加总的,总量的资本概念遮蔽了真实的生产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真实因素(资本品和时间),同时我们不可以将本质上具有时间维度的生产过程做同时性处理。静态化的总量模型是不合法的,是一种具有致命缺陷的抽象。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必然具有时间维度,也就是说,任何时点上的资源配置总是涉及稀缺资源在高阶财货的生产和低阶财货(包括最终产品)的生产之间的合理配置。这样看来,资源配置的错误可能是时间-结构性的,而基于总量资本概念的宏观模型显然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我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上游产业的产品就是下游产业的资本品投入,因此所谓的资本存量在总体上不仅是各自具有程度不同的异质性的资本品的加总,而且具有确定的结构,亦即在人们为了满足最终需求而精心发明和设计出来的处于不同时间坐标中的机器设备之间,存在确定的技术关系；而且,在同一个时期在整体生产链条的某些环节中往往存在着可替代的(备选)技术,在企业家的投资决策中具体采用哪一种技术又受制于经济的考虑,不能不参考相对价格因素。由于技术和相对价格的变化,企业家在每一期都可能面临不同资本品投入及其相互关系的选择,因此所谓的总体资本存量根本就不是一个既定的总量。可见,一个经济体在特定时间的总体资本存量，具有由技术和经济因素决定的确定结构和性质,技术和经济因素又随时间而变化,因此资本存量的结构具有历史性。正是资本结构的历史性的制约,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总是受制于历史性的资本积累,无法实现跳跃式发展,无论如何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

从供给针对需求变化的调整决策来看,对作为中间投入的资本品的需求总是衍生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的派生需求,对高阶财货的需求又是衍生于对低阶财货的需求的派生需求。因此,对于处于不同时间坐标上的中间产品的投资决策而言,其合理性取决于企业家对其派生需求的正确预期,而这项预期必然涉及时间因素,即从自己所处的中间产品环节开始,经历多长的时间过程,才能落实为与预期一致的最终消费需求。任何投资决策,都必须基于对未来需求的预期；处于不同时间坐标上的中间产品的投资,对应着长短不一的预期期限。比如说,当下食品加工厂的投资决策要考虑半年后的消费需求,而当下钢铁厂的投资决策就要考虑若干年后的最终消费需求所派生出来的更靠近当前的对成品钢铁的需求。这里的消费、生产和投资决策中的时间因素,就是利息率现象的本质。

自由市场经济是有目的的个体行动交织成的网络,无论是消费者、生产者还是中间商,其有目的的行动都涉及一个时间过程。任何个体的消费决策,同时就是关于储蓄的决策,即将当下和预期的可支配收入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最优化分配。相对于未来的消费,人们偏好当前消费的程度就是时间偏好率,众多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通过市场过程实现的集体表达即社会时间偏好率,后者就是原初的利息率(the original rate of interest)。凯恩斯革命之前的利息理论已经分途,其中一派坚持认为,原初的利息率是由纯粹时间偏好唯一决定的,主要支持者有米塞斯、弗兰克•费特(Frank A. Fetter)以及当代米塞斯学派的领袖M.N.罗斯巴德；另一派同样反对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来解释利息现象,却坚持认为,除了纯粹时间偏好,生产时期的边际延长所导致的生产率的边际变化也同时参与了原初利息率的市场决定,I.费希尔和F.A.哈耶克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

不过,这两派的共同观点是,原初的利息率与人们的时间偏好有关,而与货币因素是否参与无关,利息现象本质上不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关涉着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时间维度。当然,可以被观察到的实际利息率是货币因素介入经济过程之后才呈现出来的,而原初的利息率(或称自然利息率)的确是观测不到的；不过,观测不到的未必不存在,尤其在分析的逻辑上。分析利息现象和货币政策的复杂之处正在于,在原初的利息率之上,货币因素的介入导致了某种修正,通常货币利息率还包含了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而当货币政策背离了货币中性的情形下,通过对消费和投资决策的直接干扰,实际利息率的决定机制就更复杂了,而且在判断其对原初的利息率的偏离方向的时候,往往要定性和定量地综合不同方向的偏离影响。本文将在最后一节中讨论货币政策的难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运用资本的经济过程中,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决策,本质上都不是短期决策,总是涉及时间和预期的个体的有目的的行动计划,决定着稀缺资源在时间维度上的有效配置。储蓄无非是推迟到未来的消费,而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取决于企业家能否正确预期被人们延迟到未来的消费需求。利息率作为相对价格,协调着居民和企业家各自的涉及时间和预期的行动计划,进而引导着稀缺资源在下游产业和上游产业的生产之间的合理配置,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迂回程度。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本质上是无数个体的在时间中展开的有目的的行动计划的动态交织的结果,试图在总量水平上割裂短期宏观经济问题和长期经济增长是武断的、荒唐的;利息率作为相对价格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调节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调节着居民在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安排以及投资究竟更多地流向高阶财货还是低阶财货的生产,因此将调整基准利息率作为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手段,是荒唐的。

举个算不上恰当的例子,一个年轻人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哪一年就业,哪一年结婚等等,众多年轻人的计划和预期彼此协调,这样社会生活才平稳有序地进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性质,如同通过某些中间手段迫使人们修改计划,比如为了提高今年的结婚数量,刺激青年人提前结婚。这种对人生规划的系统干预是没有意义的,当前结婚数量或比例的提高必然意味着未来结婚数量或比例的下降,当然政府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持续多年的刺激,直到难以持续的时候,终于爆发结婚市场的萧条。[在自由市场社会中,找工作和找配偶同样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借助经济学家发明的“非自愿失业”的概念政府可以堂而皇之地干预劳动力和企业家的决策,那么为什么不借助“非自愿单身”的概念来干预人们的婚恋呢? ]

现在我们继续探讨,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中,市场机制究竟是如何运作以致需求和供给总是处于均衡趋势中的。市场机制的效率,体现在供给能随着需求的变化而迅速做出调整,而由于资本品的异质性,时间成为迂回生产过程的不可化约的因素,因此供需平衡机制主要体现为投资决策针对未来消费需求的变化的不断调整,而当期的储蓄正是被人们延迟到未来的消费需求。在每一个当期,居民消费当期已经上市的最终消费品,剩下的储蓄用于支付未来各期的消费需求,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率,这个时间偏好率的均衡水平(即原初的利息率)受人们的收入在时间轴上的分布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居民的储蓄决策,即在未来各期延迟消费的计划,处于不同时间坐标上的从低阶财货到高阶财货的生产企业,计算和预期未来的最终消费对当期投资的派生需求,实施各自的当前投资决策,而计算和预期所参照的相对价格就是原初的利息率。就这样,在利息率这种价格机制的调节下,每一期的储蓄连绵不断地转化为每一期的生产投资。可见,自由市场经济的均衡本质上就是时间过程中的动态均衡,脱离开这个时间过程来孤立讨论短期的宏观经济均衡是不当的。

当由于某些原因,人们的时间偏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相对于未来更加低估现在,这意味着原初的利息率水平下降,人们更加不急于当前消费,而愿意将更多的消费延迟到未来,于是储蓄倾向就会增加。企业家根据这样的需求变化,调整各自的投资计划,相应于居民消费被更多地向未来推迟,投资就会相应地向高阶财货的生产阶段倾斜,而由于实际利息率的下降,这样的延长平均生产时期的投资也恰好有利可图了。市场机制的动态调整正是这样进行的。由于空间有限,这里不再说明其他类型的冲击和随后的调整过程,如生产技术的变化。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在需求和供给、储蓄和投资之间,必然存在着走向均衡的趋势。原因很简单,供给不能迅速有效地针对需求的变化做出调整,投资不能迅速适应居民的时间偏好的变化,企业家就必然要承受决策错误导致的损失。

人们所观察到的多数商业循环现象的实质,就是时际资源配置的系统性错误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人为制造的繁荣就是萧条的原因。在关于方法的讨论中,笔者已经说明,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几乎不可能出现企业家集体决策失误、而且失误的方向一致的情形,方向一致的集体性偏差的诱因更可能是来自市场社会之外的系统性干扰,尤其是政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利息率和相对价格信号的扭曲。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通货学派的成员们早就开始认识到,典型的商业循环现象往往是由中央银行掌控下的商业银行系统的信贷膨胀造成的,这种分析思路经过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的决定性发展,在凯恩斯革命之前已经为商业循环现象提供了(在笔者看来)合理的、尽管未必完备的解释。下面笔者简要勾画出这种思路的轮廓。

假定中央银行通过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引导银行系统提供更多的廉价信贷,那么货币利息率就被人为降低了,同时假定居民的时间偏好率没有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人们没有更进一步延迟消费的意愿。现在我们来考察货币利息率相对于原初利息率的人为偏离如何导致了商业景气的盛衰变化。货币利息率是企业家的投资决策的主要参数之一,当借款利率被人为压低时,先前只有在居民的时间偏好率出现了真正下降(这意味着居民更加延迟消费的倾向)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的投资计划忽然变得有利可图了,而这些投资必定更加向迂回生产过程的上游阶段倾斜。当更多的货币资本投入上游产业(高阶财货)的生产之后,就会以工资、利息和租金的形式转化为居民收入,可是由于居民的时间偏好并没有变化,因此人们并没有把更高比例的可支配收入储蓄起来以应付未来的消费支出,也就是说居民并没有削减当前的消费支出,这样消费品市场就走向了繁荣(boom)。另一方面,得到信贷政策鼓励的向上游产业倾斜的投资,更直接地提升了对原材料和作为中间投入的资本品的需求。这样,一时间无论是资本品市场还是最终消费品市场,市场需求都在增加,在物价指数开始上涨的同时,的确刺激了处于各个时间坐标上的工业生产。可是,这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因为,由于居民的时间偏好率并没有发生实际变化,因此居民的储蓄不足以稳定、持续地支撑被人为刺激起来的投资规模。另一方面,上游阶段的产能积累终究要通过派生需求的链条被居民延迟到未来的消费需求所消化,可是居民并没有将更高比例的消费延迟到未来,因此上游产业的产能过剩终究是避免不了的。假如政府-中央银行的刺激性货币政策是一次性的,那么繁荣持续不了多久,就会不可阻挡地陷入萧条。可是,现实中政府-中央银行采取的往往是连续的、多次的信贷膨胀政策,尽量延迟持续繁荣的时期,或者尽量保证每个年度的经济增长率；可是,人为推迟萧条的来临,不仅不可能避免萧条,而且必然导向更严重的萧条的最终爆发。1929年爆发的史无前例的美国大萧条正是此前多年间连绵不断的信贷膨胀政策的最终后果。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是众多分散的个体在时间中展开的有目的的行动计划相互调适的过程,当期的决策必然关乎未来,而且以关于未来状况的预期为依据,任何出于短期考虑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打乱市场参与者各自的计划和预期,从而妨碍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真正从个体行动的逻辑出发的“宏观经济学”离不开对资本和时间的考察。由于资本品的异质性和不可转换性,时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维度,距离最终消费品生产从近到远的各个生产阶段才具有了时间坐标,当期在不同生产阶段之间的资源配置对应着居民在当期和未来各期之间的消费分布决策。正是这个时间维度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结构,而作为相对价格的原初的利息率协调着经济结构的均衡；经济结构的失衡可能是商业循环现象的真正原因,而失衡的原因往往来自受政府操纵的货币利息率相对于原初的利息率的系统性偏离。  

三 宏观经济学的“原罪”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我们以上所述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及其对商业循环现象的解释很快从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现在我们来审视,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开创的宏观经济学究竟通过哪些逻辑上的关键步骤而成型的,以及关乎资本和时间的生产结构问题是如何被遗忘的。

从其身为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的早期开始,凯恩斯一直习惯于在总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概念上思考问题,这一点在他1920年代关于金本位制的讨论中明显呈现,同时他很少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出发、通过相对价格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在《通论》中,他受到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配,决意在关键的经济总量和价格水平等少数可以度量的变量之间建立以方程式表达的关联,并且他的理论构想基于这样的盲目信念,即在这些可以测量的总量指标(如总需求、总投资等)之间存在着相对简单和恒定的函数关系,而且可以借助实际经验数据来推测其中的参数的常数值,从而方便经济学家做出有效的预测。

显然,他没有充分考虑或者干脆无视相对价格和结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说,在一般价格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相对价格的变化仍然可能实质性地影响经济过程;或者,在投资总量维持不变的前提下,稀缺资本在下游产业和上游产业之间的和配置仍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没有意识到,整体经济现象并非诸多客观变量之间机械式的相互作用,而是众多个体有目的的行动彼此调适的结果。没有任何理由或机制能保证,他在宏观总量和水平指标之间建立的那些函数关系会保持恒定；而且,恰恰相反,凯恩斯之前的“微观理论”早已经证明,这种经验性的函数关系不可能保持恒定。宏观经济学家试图在这些函数关系中确定的常数,恰恰决定于被宏观经济学系统性地无视的微观经济结构,尤其是相对价格关系。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当期的国民收入决定论,其中与资本和利息有关的时际资源配置的问题彻底消失了。那么,一度生机勃勃的资本和利息理论为什么在凯恩斯革命之后陷入了被主流经济学遗忘的角落呢?

既然要从总量上考察宏观经济关系,资本概念就面临着加总的难题,而只有货币形态的资本才可以被加总和度量,于是实际资本品的异质性和生产上的不可转换性就被遮蔽了。假如遗忘了资本品的异质性,仅仅考虑货币资本的流动性,迂回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因素就失去意义了。既然上游产业的资本设备可以随时被转用于下游产业,产业结构的时间维度就消失了,于是宏观经济学就可以将经济整体抽象为同时性的总量生产函数,而资本就成了这个总量函数中的货币总量k。仅仅从货币总量上考察资本概念,不仅造成了资本可以随意流动的幻觉,而且还让凯恩斯及其众多门徒经常忘记了资本的稀缺性。他们经常(凯恩斯明确地,后来的人或许无意中)认为,借助现代商业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功能,资本稀缺的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忘记了,无论货币资本如何充裕,在投资中可以调动的资本品是稀缺的,而有效的投资只能来自居民的真实储蓄,试图通过信用扩张来克服资本的稀缺性堪比试图通过抓住自己的头发让身体脱离地面一样荒唐。

为了将时际资源配置的问题彻底屏蔽,凯恩斯还假定人们的当期消费只是当期收入的习惯性的一部分,即习惯和心理因素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似乎人们从来没有(依据实际的和预期的可支配收入)在当期和未来各时期中合理分配消费水平的考虑。这样,时间偏好的概念就消失了。既然无论在需求还是供给方,时间和结构要素都可以被忽略,时际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可以被无视,那么宏观经济学就可以放心地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短期的国民收入决定上,而无须忧虑为了实现合意的短期GDP水平而采取的短期举措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了。经济学史上最荒唐的一幕之一,就是凯恩斯的门徒以这种通过致命的简化而造就的当期收入决定论为基准,来推导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玛模型)!实际上,制约着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就是具有历史性的资本存量的结构和性质。

既然人们的消费决策与时间偏好无关,那么原初的利息率的概念就失效了,于是,经过几代新古典经济学家丰富发展的利息理论,在凯恩斯那里,蜕变为纯粹的货币利息理论。利息,作为对人们的流动性偏好的补偿,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这样,利息不再关乎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和实际生产结构,而主要关乎人们的货币需求。当期的国民收入分析取代了先前的时际分析(intertemporal analysis),利息率从指导时际资源配置的作用被贬黜为对牺牲了流动性的回报；由于完全无视经济过程的时间和结构上的关系以及资本存量的实际结构和历史性制约,当期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从经济体的动态均衡过程中被彻底割裂出来。本来,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如同一条在时间和空间进程中前后因果相续的河流,这种着眼于某个河段之水位决定的宏观经济学,居然完全忽视了时间轴上的实际因果联系。

在凯恩斯的当期国民收入决定论中,Y=C+I+G,生产和消费是同时的,总收入是由总支出(需求)决定的,总需求水平决定了总供给,在总支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当期消费C仅仅是与未来消费计划无关的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投资I仅仅被当作购买资本品和其他投入(扣除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的支出,当期投资与未来消费和产出变化之间的联系被弃之不顾,G是(可以以财政赤字支持的)政府净支出。应该说,假如这个公式不被用作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它最多不过是个没有经济分析价值的会计等式。可是,作为一种指导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总结,其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过度简化了,消费和投资成了各自独立的变量,原因在于,投资不再是储蓄所决定的,储蓄反而是投资的事后结果。依据凯恩斯的逻辑,由于信用资本可以人为创造,投资规模就不受真实储蓄的制约了,可见他忘记了实际资本品的稀缺性。过度简化或者说理论盲点还表现在对生产的实际结构和相对价格之影响的忽视。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说明,即使在投资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投资在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上游和下游之间的不同配置会对未来时期中的产出分布产生实质影响,同样,在价格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可以对经济结构产生实质的影响。

从凯恩斯的当期国民收入决定论可以看出,他的理论体系总是隐含地假设不存在真正的资源稀缺性,随着总的货币支出的增加,总产出(包括消费品和资本品)似乎总是自动地朝着同样的方向变化。作为这个理论系统的一个环节的投资乘数理论尤其反应了这一点,乘数概念源出于先前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早已发现的上下游生产之间的派生需求的链条关系,可是借助货币资本的幻觉,竟然成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发明!可是凯恩斯及其门徒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新增加的货币投资总是能产生全备的乘数效应,这再一次表明,他们没有看到实际资本品的稀缺性,而且任一历史时刻的实际资本存量并非各种资本品的大杂烩,而是有着技术和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确定结构,资本存量的结构和历时性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乘数理论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凯恩斯的当期收入分析本来隐含地假设了生产过程在时间上的链条关系,却武断地将这种时间结构塞进短期分析的框架里,似乎在(比如)一年期内任何投资的乘数效应都已经发挥殆尽,于是这种时间结构的影响不会损害短期收入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我们承认,假如在某个时点上,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闲置的资源,包括人力和资本品,且不论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如何产生的,那么凯恩斯的当期收入分析的确具有暂时的合理性,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只能算是“一种萧条经济学”。可是,他却明确将自己的理论著作命名为“一般理论(general theory)”,可见他的革命姿态。现在,我们来审视一下凯恩斯革命所立于其上的他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看法和想象。

首先,从他对经济萧条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不太信任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对利息率作为协调时际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缺乏理解。他以总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萧条,却没有提出真正站得住的依据来说明总需求不足的缘由。凯恩斯在《通论》中冒失地声称,在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储蓄不能自动地(或顺畅地)转化为投资,可是,这种说法无异于声称供给无法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即市场机制是无效的。说市场机制的运行是“存在摩擦的”是一回事儿,说“市场机制是无效的”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也就是说,断言“市场机制是无效的”是荒唐的,有意义的是找出妨碍或干扰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因素。

根据我们在前文所表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理论看法，储蓄不能顺畅转化为投资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政府的短期政策对居民和企业家各自的涉及时间和预期的行动计划的干扰,非中性的货币政策对原初的利息率(自然利息率)的扭曲,以及基于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和膨胀。市场机制失效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及中央银行掌控下的商业银行卡特尔体制对市场机制的干扰。

凯恩斯大胆地认为,储蓄之所以不能顺利转化成投资,乃是因为资本家这类私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更多取决于心理信心因素,取决于他所说的“animal spirit”。而且,这种“animal spirit”具有集体一致性,当这种精神普遍高昂的时候,经济进入普遍的繁荣阶段;而当这种非理性精神陷入集体萎靡状态的时候,居民储蓄再多,市场上的资金再充裕,借款利率再低,资本家也懒得投资,萧条就随之而来。为了克服经济衰退,刺激投资比刺激消费更重要。假如资本家的“animal spirit”靠不住的话,政府就应该承担投资者的角色,通过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在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支持下),大举兴办公共工程,甚至可以对工业进行国有化。凯恩斯希望的是,有朝一日这些靠不住的私人资本家和投资者全部被社会性的投资管理官员(比如国资委)所取代,这样投资不足的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被消除了。

可见,私人出于利益最大化考量和竞争压力的理性权衡居然敌不过“animal spirit”,市场机制是不可靠的。市场机制本身如此不堪的话,微观经济学岂不满纸谎言；而价格理论都属于谎言的话,经济学就成了由政府来操纵的社会工程学。

一个审慎的经济学家,当他在商业循环现象中观察到“animal spirit”的表现时,应该理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种集体性的“animal spirit”是如何产生的? 为什么企业家们会表现出方向一致的“错误”预期和判断？这样的现象与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否兼容？通过这样的推理,他就可能发现,企业家和投资者的集体性的“animal spirit”往往源自政府对市场信号的误导和系统扭曲,比如人为压低的借款利率。“animal spirit”, 在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中呈现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想必读者们都明白其真正的来源在哪里。

其次,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凯恩斯对供给和需求的理解。在《通论》中凯恩斯断言所谓的“萨伊定律”不成立,却没有提出任何可靠的证明。他从没有尝试去完整地理解萨伊的市场定律的含义,而是给出片面的表述,进而直接宣判这个定律的死刑。萨伊的观点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市场经济是一个分工和交换的体系,其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参与某种产品的供给的同时,对来自他人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价值上相当的需求。供给总是对应着一份相当的需求。于是,萨伊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普遍的供给过剩是不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生产或投资的失误)假如出现的话,只能是局部性的。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假如出现了普遍供给过剩的事态,在存在相互需求的不同供给方之间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交换。货币因素的介入,不会影响这个经济过程的实质,而且货币的出现正是为了方便间接交换。

既然供给过剩只能是结构性的,而且往往是相对价格的结构扭曲的结果,那么完全无视结构的总需求和价格水平概念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失衡的原因和机制。不过,我们不能断言凯恩斯理智上的不诚实,依据阅读《通论》的感觉，笔者相信,凯恩斯的确认为普遍供给过剩是可能的。凯恩斯习惯于在货币总量概念上进行思考,可是这种思维习惯很容易让人陷入对经济过程的错误的想象。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有效需求的确是通过货币支出来表达的,可是需求水平却不是由货币支出比例来决定的。凯恩斯的推理中似乎有一个大写的消费者,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这个大写的消费者没有把可支配收入的货币总量的足够比例花出去,而且最致命的是,在他不自觉的想象中,或许与他对自己相对于经济体的位置的想象有关,这个大写的消费者置身“economy”之外,向“economy”之内的商品供给者购买,于是假如“他”有钱不花的话,有些商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依据这个致命的想象,我们才能明白凯恩斯何以对储蓄和节俭如此贬斥,以及对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和“窖藏倾向”如此恐惧。

这个想象的错误难道不显而易见吗？总需求的概念掩盖了这样的关键事实：消费者同时就是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供给者,一切有效需求都是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相互需求。窖藏货币的后果主要是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成交价格的下降,而不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这样,无论是储蓄还是国民对货币流动性的偏好,都不会实质性地影响消费品市场的出清,消费和储蓄的比例变化影响的只是相对价格和经济结构。再次重复萨伊定律,普遍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而局部的生产过剩只是相对价格扭曲的结果。读者或许怀疑,凯恩斯这样的伟大经济学家怎么可能怀有这样荒唐的想象？可是,假如没有这样的想象,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他的理论体系的荒唐的创造性究竟从何而来,以及他何以能理直气壮地否定萨伊定律。

凯恩斯用总需求不足来解释经济萧条现象,可是总需求不足本身就是有待解释的问题。我们已经说明,凯恩斯将投资不足咎于企业们集体性的悲观的“animal spirit”,却不把这种看似不理性的表面现象当作需要进一步理解的问题,同时由于他用可以人为创造的货币资本概念替换了其稀缺性不可克服的资本品概念,认为用于投资的资本可以不受真实储蓄的制约,于是在他的当期国民收入分析中,消费和投资就成了可以朝着同一方向变化的各自独立的变量,总需求不足可能是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同时造成的。假如没有货币资本的丰裕幻觉,着眼于具有稀缺性的异质的资本品以及具有特定结构的资本存量,人们必然明白,只有真实的储蓄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储蓄的增加只能来自国民的节俭。凯恩斯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切断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联,受制于有效需求的货币幻觉,认为有钱不花(储蓄或窖藏货币)相对于经济中的有效需求而言是一种有害的“漏出”,于是提出了举世闻名而又荒唐透顶的“储蓄的悖论(the paradox of savings)”。

笔者相信,在将来的经济学史中,“储蓄的悖论”的出现及其堂而皇之地进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比如早期和中期的萨缪尔森教科书),鉴于其提出者和支持者们曾经身为最具声望的经济学家,必然被当作匪夷所思的历史闹剧。好几代的经济学学生曾经被教导,个人的勤俭是一种美德,可是集体的节俭就是一种恶(evil)了。而且,在新古典综合派的教科书中,“储蓄的悖论”只是所谓的“合成谬误”的例证之一；至于“合成谬误”,萨缪尔森们除了这个名称之外,从来没有给出任何逻辑上有效的论证。进而,分裂和荒唐在新古典综合派的教科书中又呈现在短期收入分析和长期增长理论的分歧中,即在短期分析中,储蓄是无助于投资的有害的漏出,而在长期增长理论中,有效的投资则来自真实的储蓄。当一种误入歧途的经济分析范式成为了意识形态和官方经济学,以理性自居的经济科学家们居然能容忍这样明显的自相矛盾!

如今,“储蓄的悖论”早已经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消失了,成为经济学家们羞于提起的往事。从David Romer和N. Gregory Mankiw为代表的这一代以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为学术根基的教科书作家开始,宏观经济学在教科书中的组织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欣喜地看到,均衡增长的长期视野主导了宏观经济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越来越多地被置于长期均衡路径中,留给传统的短期收入分析(以IS-LM模型为代表)的位置只是篇幅不多的角落。当然,笔者同样遗憾地看到,资本仍然同质的总量,是总量生产函数中的k,尽管其稀缺性不再被无视,可是结构和时间维度仍然没有进入主流视野,而且在单部门增长模型中,资本品和消费品仍然被简化为同一种物品,考虑到资本品的异质性和时间结构的均衡条件的分析仍然没有进入宏观经济学的范围。 

在“二战”后至今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模型(当期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以及更加折中一些的IS-LM模型)一直是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官方经济学,为实现“熨平经济周期,保障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提供指导。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所谓的“三驾马车”的说法正是凯恩斯的当期收入决定论的体现,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同时刺激消费和投资”的主张也是凯恩斯的误入歧途的理论体系的荒唐后果,同时,为了达到短期的GDP增长目标,时间中前后关联的经济进程不断地被干扰和打断,时际资源配置的问题和利息率的平衡作用从来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官方经济学家的视野。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下篇,另外)讨论。

最后,笔者总结一下本文试图表达的要点。宏观经济现象的解释,未必需要宏观经济学。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无论多么复杂的经济现象,都是众多市场参与者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有目的的个体行动的逻辑出发,根据这些分散的个体决策所实际依据的决策变量以及基于这些决策者之间的实际互动的模型,才能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宏观经济总量和水平指标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个体行动的主要决策变量,试图在这些名义总量之间建立检验性的关联是一种实证主义的错误,而且,总量概念层次上的分析忽视了资本主义经济进程中的(资本)结构和时间因素,而恰恰是相对价格和资本结构上的失衡才是商业循环现象的根源。尽管凯恩斯之后的宏观经济学逐渐避免了一些过于明显的错误,可是本文所揭示的宏观经济学的“原罪”一直被继承了下来,从笔者所表达的正面立场来看,尤其就其对资本结构和时际资源配置问题的无视来说,所谓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不过是一丘之貉。

笔者相信,官方经济学永远不会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本文完整地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商业循环现象和宏观经济学的一种立场,这种立场更多地与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联系在一起；可是,长期以来,中国国内许多自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一直没有系统、准确地将这个奥地利学派的立场表达出来,于是笔者才在酝酿和踌躇很久之后,尝试表达之。错误和疏忽在所难免,希望引起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读者们的关注和批评,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据各自的参与市场经济的实际经验,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对立立场的前提假设进行检验。

   [对凯恩斯及其《通论》,多说几句闲话。凯恩斯才华横溢,可是他对经济学所知甚少,他了解的经济学只是马歇尔经济学,他对哲学、维特根斯坦、芭蕾舞和牛顿的炼金术手稿的兴趣远远超过经济学。他自己承认自己看不懂德语,他如何懂得维克塞尔和米塞斯？至于《通论》,凡是他说的正确的地方,几乎都是老生常谈；凡是属于他的独创性的地方,基本上都错得离谱。而且,他的支持信用管理和通货膨胀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历史上已经被驳斥过多次了。假如凯恩斯不是出生在当年的大英帝国,不是出身伊顿公学和剑桥,不是被马歇尔选作接班人,而是出生在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在经济学历史上的名声不过是又一个江湖骗子而已。至于其私人生活和道德观念,笔者不评论,读者可以了解他在剑桥大学参加的那个著名社团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