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是人类发明的一个不是概念的概念,不是名词的名词。为什么“神”会出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观念中？更严格地说,为什么大多数信仰群体分别赋予其信仰对象的代称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通约性或意义上的公约数？或许,唯一的真神是这种可通约性的基础。可是,这并不能解除我们的难题。“神”之意义的公约数必然包含神之超越性,一个完全失去超越性的神就已经死去了。而超越性意味着,神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和范围。即使你与神面对面,你不可能认出神来,你只能相信那是神。神没有专名(proper name),“神”只是一个代称,一个特别的概念。只有对于信仰者而且在信仰中,“神”才可以去掉引号,成为作为终极实在的神。

那么,在信仰之外,哲学谈论的只是“神”,即神的概念。即使在以圣书为本的亚伯拉罕系宗教传统中,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神职人员、平信徒和神学家们对惟一神的理解、感受和想象也千差万别,甚至南辕北辙,以至出现在其观念和话语中的也只是作为概念的“神”而已。神学史实际上是“神”的历史,即神之概念的历史。中古时期的几位神秘主义者甚至声称,就连希伯来圣经中的神也只是“神”而已,而那个被误称为“神”的终极实在甚至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神”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伟大、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至少在尼采宣布“神已经死了”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所有重要文明中人类生存意义的基石。在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获得科学权威之前,很少有人当真认为,对于永远承受着生存之重负的人类的生存意义而言,“神”是一个多余的概念。道理很简单,相信“这个世界是好的而且足够了”比相信作为超越性的价值源泉的“神”更加困难,除非此人被近几个世纪人类科技的发展和政治的昌明冲昏了头脑。作为一种不折不扣的信仰,纯粹的人文主义无疑更需要勇气,甚至鲁莽。

尼采的宣告尽管惊世骇俗,可是随后不久,20世纪历史就以一系列登峰造极的灾难提供了佐证。正当西方文明最乐观、最自信的时候,“神”死去了,伴随着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终结”(the end of metaphysics)。当然,死去的或失去意义的是哲学家的“神”、形而上学的“神”,亦即通过海德格尔所谓的形而上学的“本体-神-逻辑学构造”而进入哲学和欧洲文化意识中的“神”。这个“神”的死去,同时表征着现代西方文明的胜利和危机,表征着科学的胜利和形而上学的完成和终结。何以如此呢？哲学赋予“神”以形而上学的中心位置,目的是为世界的统一性和可理解性提供最终根据；同时,“神”在一般文化中的中心位置代表着将社会诸领域统合起来并为其提供统一价值标准的最终原则。显然,这样的“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和雅各的神”。实际上,在尼采的明确宣告之前,随着以分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这个“神”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一方面,羽翼丰满的现代社会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征,政治、宗教、经济、法律、文化以及艺术诸领域相继彼此分离,进而赢得了基于各自特有原则的自治。在尼采的晚年,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运动正在进行捍卫艺术自治性的努力,而政治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在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1870-1914)还远未开始；与此同时,以“神”为核心的总体形而上学原则和元话语或者已经失效,或者根本上就实属虚构,从而构成了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那一代人以来深深困扰着欧洲人的现代性困境。对于这个现代性困境和“神”在欧洲文化中的退隐,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其伟大的小说《无个性的人》中做出了深刻而清晰的揭示。

另一方面,正如胡塞尔在其晚年的巨著《欧洲科学之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以及海德格尔在其对形而上学历史的解构中所深刻揭示的那样,由于古希腊哲人在为形而上学奠基时的关键选择(如以实体来理解Being)以及近代自然科学奠基人的客观主义导向,希腊哲学(科学)的历史终点必然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代表着形而上学之最终完成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文明。结果,在各门实证科学相继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去之后,哲学自身最终以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形态沦为了科学的附庸,而基于“本体-神-逻辑学构造”的形而上学也必然失去了知识上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于是,哲学家的“神”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而死去了。

尼采的话“神死了”说的是,被误用的“神”在误用者那里被抛弃了。“雅典”赢得了对于“耶路撒冷”的胜利？没有！一来,雅典人的哲学理想或理想中的哲学已经死去了。欧洲哲学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那里失去了相对于科学的自治性,在世界观哲学那里失去了探求真正知识的本性和目的。再者,对于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地上的苏格拉底来说,哲学的主题是人应该如何生活,只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哲学才称得上“爱智之学”。可是,到19世纪末,严肃的哲学已经失去了其对于生活世界的相关性(relevance),知识与智慧在欧洲哲学中早已经脱节了。“神死了”,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也死了,在现代科学和技术文明取得辉煌胜利的同时,人之生存意义的真空由谁来填补？科学和现代性的胜利伴随着人性和精神的危机。正是在欧洲文明巩固了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的时候,一种危机意识和不祥的预感开始笼罩着欧洲。欧洲人为一种特别的精神分裂症所苦,20世纪人类历史的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马克斯·韦伯敏锐而痛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危机。

在人类经历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这类历史事件仍然在重复发生),痛定思痛之后,在20世纪晚期的人类生活、社会意识和哲学思考中出现了宗教的复兴和“神”的回归。可是,这是在深刻质疑中的回归。由于20世纪人类无辜受难的严重性与传统神义论(theodicy)之辩护理由之间的巨大不对称,列维纳斯认为,神义论早就应该终结了。

人类生活还需要“神”吗？这个世界是好的而且已经足够吗？人格神的概念必须被放弃吗？作为人类所具有的最伟大的概念之一,在最小的意义公约数之上,“神”仍然具有很大的弹性,即使圣书中的启示也只能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合理的诠释学空间总是广阔的。我认同列维纳斯和法国新现象学家们的立场,即使神对于人是隐蔽的,我们也不可轻言放弃“神”,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恰切地理解“神”以及圣书中的神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