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准确、精当地把握阿伦特的思想,需要清晰理解两方面的背景(脉络),其一是2000多年来哲学和政治的关系,二是近代德国哲学家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对虚无主义的批评和对治.

1.哲学自身的地盘是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前者是对整全的理性理解和说明,后者寻求可靠的真理(Truth)。阿伦特说,Philosophy is a solitary business,这是对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中立的理性反思,是哲学家从生活世界中的生存活动中退出来,才独自进行的理性事业。伦理学也属于哲学领域,因为它处理的问题是,人应该如何生活,而且这里的“人”主要指“个人”。当人指的是复数的众人、社会成员时,进入了政治学,社会互动的领域(经济、政治等等)有自己特有的具有自治性的逻辑,这套逻辑的根本是社会理论。我一直倾向于阿伦特最终多半赞同的立场,严格说来,“政治哲学”是逻辑矛盾,相当于“方的圆”。(元政治哲学可以成立,可是相距政治的逻辑自身很远,不可能有很切题的意义。)

从Plato到Heidegger,政治哲学史(或哲学家对政治的思考)基本上是一部思想家的真理逻辑对政治领域的霸占,完全无视政治领域的自治性,往往导致思想家个人的悲剧或政治社会的悲剧。其实,政治领域的逻辑与思想性的真理无关,比如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政治领域进行的是多元利益的交换和博弈。自由主义的根本依据,其实在于,复杂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必须将state对社会个人的强制减至最轻,社会越发展,强制治理越无效。所以社会秩序基本上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因此这种社会秩序的社会理论是最根本的逻辑,政治哲学不过是这种社会理论的推论而已。可想而知,孤独的哲学家所想出来的政治真理离政治领域的自身逻辑有多远。思想家的逻辑必然是一元的,整齐划一的,要强加在社会秩序之上,其必要手段离不开强制,因此必须求助于独裁者和集权制。Plato三下西西里,Heidegger寄厚望于Nazi,正是这个道理。妄图以思想直接地、整体性地改造社会,一直是知识分子致命的错误。

与咱们的论题有关,谈一谈政治存在主义。这里,存在主义的根本概念是本真性和决断。在Heidegger的版本里,众人生活在沉沦中,过着非本真的生活,在政治现实中这对应着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斥之为虚无主义,这是与尼采一致的。总之,现代性是无可救药的虚无主义,唯有一场伟大的运动(某个民族代表着本真的政治真理,承担着历史的命运)才能开启另一个开端。在B&T中,本真性尚是个人性的,是个人面对死亡从沉沦中醒悟之后采取的决断行动。在转化成政治立场时,民族代替了个人,做决断的是元首。你知道,决断仅仅是形式的,没有内容上的规定。施密特在法学上做着平行的工作,他认为自由主义政体只适合政治的常规状态,而如果没有例外状态时的决断,自由主义如何确立自身呢？他贬低常态政治(沉沦),高举例外状态政治(本真)的重要性,突出了决断、元首和宪法之间的关联。为什么会导致审美化的政治呢? 在自由主义那里,形式服从于内容,内容是财产权和利益交换的正义,因为政治本身不是目的,State本身不是目的,具体的人才是目的,政治只是手段,因此这种政治观是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在这边呢,决断是形式的,没有内容规定,政治本身是自主的领域,是目的本身,不能以非真正的标尺来衡量政治和决断政治原则。接着,你回顾一下Richard Wolin<海氏的弟子们>第68页第2段中的那些话,尤其是为阿伦特赞同的尼采的那句话。

Heidegger的弟子们一方面继承了导师和德国传统对现代性(自由主义-美国-常态-大众民主-商业社会-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诊断,另一方面看到了导师的重大失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看出了这错误在B&T中的哲学根源。诊断没有错,对治方法错了。粗点说,这是他们的基本结论。对阿伦特而言,导师的错误是历史上发生在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典型错误,即哲学真理(单数的)对政治逻辑(复数的)的僭越和霸占,是典型的政治存在主义的错误。在这样的刺激下,阿伦特开始高扬政治领域的自主性,开始对政治领域自身的事实展开初步的现象学考察(当然不纯粹,渗透着一些偏见),反抗哲学对政治的强暴。阿伦特始终称自己为政治学家,反感和拒绝哲学家的帽子,原因即在此处。复数性,行动(区别于工作和劳动)等核心概念出现了,这是对导师的反对。对政治自主性的强调(针对哲学的强暴)引导着她钟情于古代的城邦政治和共和主义传统,同时反对自由主义把政治化约为经济和利益交换。可是,阿伦特完全摆脱政治存在主义了吗? 没有! 她没怎么质疑导师对现代性的诊断,她同样认为现代性导致了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虚假政治(相对本真政治),这种虚假政治要为极权主义的出现负责。不过,她从政治中而不是哲学思想中寻求对治手段。于是,她开始阐发本真政治的思想,展开政治概念的考古学研究,继续批评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同时过分赞扬政治的形式决断。只要本真性和决断的概念仍然在其思想中举足轻重,那就仍然属于政治存在主义的阵营。这样说来,她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大体就清楚了吧。 

2.再谈谈近代德国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自歌德以来是为文化学者所支配的,因此社会自身的理论逻辑(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基本上不在他们的事业之外,又加上19世纪历史主义在德国的支配地位,就导致我经常说的：德国有社会学,可是没有社会理论(经济学中历史学派的统治、Weber的社会学就是例子)。文化精英对商业社会和大众民主的歧视根本无需解释,在这样的传统中,近代自由主义现代性就成了无可救药的虚无主义。现代性出现了危机,于是一批思想家(阿伦特,Leo Strauss, Eric Voegelin等等)开始展开病理的历史分析,然后提出不同的对治方案。现代性出了问题,那么向前现代或古代寻求救赎资源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回到古希腊(回到前苏哲学、回到城邦政治经验、回到古典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主张。在阿伦特之外,其他人对哲学对政治的僭越和强暴并不以为然,他们就更容易陷入灵知主义的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了虚无主义,而后才有灵知主义。灵知是做什么的？拯救陷入虚无的糟糕社会的神秘知识。既然不是一般地知识(包括理性的哲学知识),那么就不是普通人能晓得的。灵知主义的宗教版本之一认为,灵知是圣子耶稣带来的,然后众人的得救就只靠灵知(而非神)就可以了。在表现为哲学的世俗版的灵知主义中,圣子的位置就由半人半神的伟大哲学家(如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占据了。应该说,尽管阿伦特继承了德国传统对现代性的虚无主义诊断,却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灵知主义的陷阱,这主要归因于她对以哲学思想来改造社会的警惕。

阿伦特的独特性在于,她出身于哲学传统,却在哲学和政治的关系上彻底采取了对哲学的警惕态度,这是非常难的,若没有非比寻常的刺激(犹太人的灾难,导师兼情人的失足),是很难在哲学家身上发生的。然后,由于她这种对哲学的警惕,甚至是过分警惕,她努力高扬政治领域和政治逻辑的自主性,反对各种化约论,即把政治化约为思想、经济、道德等等的倾向。可是,过于强调政治的自主性是有问题的。政治的逻辑与哲学真理无关,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政治和经济能完全分开吗？其实,对民众而言,生活世界只有一个,这是他们为了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断采取行动的世界。至于经济、政治和其他社会范畴,只是思想上对社会世界的范畴化而已。所以我说,在生活世界,在复数的领域里,最根本的只是一套社会理论,其他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其逻辑相对于这套社会理论是衍生性的。所以,即使自由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确实把政治化约为了经济,也不必为了反对之,就主张政治完全不可化约为经济,就像一些极端的共和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领域有独立于经济利益的自身的逻辑吗? 我认为没有。总之,保护这种领域不受哲学的强暴是正当的,也就是说,本质上不存在政治哲学,可是保护政治领域完全不受经济利益的干扰就成了主观上的一厢情愿了,违背了现象学的基本原则。这两方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也就可以理解,阿伦特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治现象学家,为什么她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却很不彻底了。 

谢兄,先说到这里。这些话,是我认为对于理解汉娜最根本的方面。如有不清楚的地方,来信说明。我会陆续展开进一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