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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无疑是当今社会科学中的显学。造成这种显赫地位的缘由是多方面的。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强调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的优越性,而持谨慎、怀疑甚至抵制态度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家以及文化批评学者们,则依据公共影响、意识形态以及权力和知识的联姻等社会因素进行说明和解构。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仍局限在社会的经济生活范围之内。可是,不久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经济解释的转向以及博弈论与经济学的联姻的不断推动,经济学理性主义(或更一般地说,理性选择理论范式)已经侵入了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的大部分领域。有经济学家甚至主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行动,不必区分行动发生的不同区域,经济学大可被重新定义为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经济学理性主义俨然成为了学术领域中的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本文以下的分析,目的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成就和限制给出解释性的说明。

客观地说,在基础性的社会科学(或人类行为科学),相比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处在一个更领先的发展阶段上(也许生理心理学的一部分除外)。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家还围绕一些基本概念不断地进行无谓的争论,但在边际革命之后围绕着公认的假定前提形成了统一的研究纲领,主流经济学主导的领域不断扩展,1960年代以后甚至侵入了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科的地盘。在今天,尽管在经济学界也有不同学派的说法,但是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远比分歧要更基本更广泛。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甚至说过,(相对)价格理论——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内核——的基本原理……明晰到了令人苦恼的程度1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总结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对此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持有异议。相比之下,邻近的社会科学还没有从众说纷纭的阶段走出来,还在不断地界定概念,更没有形成公认的分析方法。比如社会学家还在——部分地在经济学的冲击下——思考社会学到底应该做什么,在不同流派的社会理论中我们看到的是分析范式(或研究纲领)的根本分歧。在功能主义和交换理论之间,有什么共识可言呢?无论社会学还是人类学在方法论上还困扰于几个根本的二元对立,在前者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整体主义、主观主义/客观主义(subjectivism/objectivism),在后者中有普遍主义/个殊主义(universalism /particularism)

在本文中,我们不加区别的使用经济学理性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因为理性选择理论在当今人类行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主要是由196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推动和造就的,而这一运动不过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在应用领域上的成功扩展而已。经济学为理性选择理论贡献了主要的标准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就其中的非合作博弈论而言,尽管其基础是由数学家奠定的,但在更为成熟的发展和应用中却被打上了鲜明的经济学烙印。

长期以来,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类行为理论有两种取向,一种是机械论的客观主义,把人的行动理解为没有行动者的机械反应,在社会客观结构的支配下,行动者毫无选择可言,这种取向表现为各种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理论分支;另一种是目的论的主观主义,把行动描绘成某种自觉意图的刻意盘算和苦心追求,行动者通过理性的盘算,自由地筹划自己的目标,并采用最有效的策略实现它。在社会科学中,后者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在经济学家和部分社会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理性选择理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具有标准意义的研究纲领。

在主流经济学中,理性行为假定是分析工作的基石。一般来说,一种行为若是理性,就必须满足两条要求。首先,行动者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也就说他追求的目标仅仅是其个人利益。其次,行动者具备工具理性,也就是说他总是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采取最有效率的行动来达成目标。这条标准隐含了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说明行动者的偏好是理性的,在更严格地限定之后,就可以用效用函数来表征偏好结构。在分析工作中,通过对当事人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做出适当的界定,把经济学问题表述为数学模型,解决方案就是用来描述(各方)当事人在(各自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方程()的解。在这种工作中,数学实际上就是用来描述和推理的语言。与文字语言相比,数学语言更能保证工作过程的清晰、严谨和准确,并且为经济分析提供了现成的数学工具,还方便了学术同行之间更有效率的沟通和讨论。而且,在数学家John Nash的突破性贡献以后,非合作博弈理论作为一种标准的理论语言和通用的模型化工具很大地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自洽性,推动了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对于眼下这个场合,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常识表明,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行为是由本能、习惯或潜意识来主导的,假如所有行为都伴随着对相关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肯定能把人累个半死。其实人类大脑的生理能量是有限的,所以许多心理节约机制在文明进展过程中发展出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人们不假思索就自动遵循的社会规则和文化规范,它们构成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传统,往往凝聚着世世代代的经验和智慧。因此群体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的事实。即使在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中,出于自利的考量也仅仅是可能的驱动因素之一,情感(包括个人情感和各种社会情感)和价值观常常发挥着强大影响,甚至主宰作用。即使像A.K.Sen这样的经济学家也同样认为, 这个世界的确是由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和奥塞罗等组成的。冷静的理性范例充满了我们的教科书,但是现实世界却更为丰富多彩。再有,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否则的话世上就没有后悔这回事了。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学家Edward Gibbon就说过,人类历史不过是人类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记录。总之无可质疑的是,经济学理性主义对原本丰富多彩的人性和人类行为进行了片面的抽象。不过对我们来说,在把握它的片面性之前首先要搞清楚, 灰色的理论何以具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如果着眼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图景,一位很少偏见的观察者就会发现,对于在复杂的人际互动中形成的社会现象,不管发生在哪一社会领域,一般的解释程序都会赋予理性选择理论以中心位置,其后才依据特殊需要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修正。何以如此呢?

边际革命以来,主流经济学的抱负始终是成为一门为经济现象提供普遍解释的实证科学,取得类似于物理学在解释自然现象上的成就。后来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扩展到了更广泛的人类行为领域,试图让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行为学。理论科学的目标是用最精简的原理来解释最广泛的经验现象,这就要求其基本原理(或内核)具有一般、抽象和形式化的特征,同时灵活地调整辅助条件(或保护带)以对具体现象做出针对性的解释。从理论上说,通过操纵行动者的效用函数,经济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任何人类行动,不管表面上看来如何反常。事实上,在某些情形中经济学家也确实采用了这种策略。但是这种方法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是因为主观偏好是观察不到的,这样操作背离了实证科学的要求,容易落入武断的形而上学之嫌;二是这样一来经济学理论就失去了普遍性,只是用特设的理论来解释特别的现象,等于失去了理论的品性。因此经济解释的一般途径就是,对人性做一般的、平均的、抽象的假定,保持偏好的稳定性假设,用更客观的利益目标来替代更具主观性和个体差别的效用,针对具体情形尽量在约束条件的差异上寻求具体解释。一般来说,这类约束条件是客观的、可以观察到的情境限制,不包括规范和信念等社会文化因素。我们知道,心理、文化因素是直接与人的偏好相关的,而这些因素不仅不具有实证性,而且往往因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而不同。通过对人性的抽象假设和稳定偏好假设,经济学轻易地把这些容易孳生差异的因素抽象掉了,留下了为人们所共享的最普遍的激情——对自我利益的关心。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理想是多元的,面对诸多同样具有终极性的价值目标,往往各有倚重,因此经济学很少涉及自由、稳定、自我实现、情感归属等终极目标,而关注最普遍的工具性目标——物质利益。很少有人把挣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但物质财富是实现各种生活理想的通用的必要手段和前提。在现代社会,金钱早已超越了权力成为被人们追逐的最有效的工具性目标。托克维尔说的好,对财富的爱好,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大激情,其他一切激情都以此为终点或与此交织。在贵族制一去不返的时代里,人们必须参与社会分工体系,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谋生的操劳中,即使在学者和政治家中间,大多数人对个人利益的敏感也超过了对真理或民生的敏感。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经济学的成长实际上伴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在这种秩序几乎实现全球化的当代,成为了社会科学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经济解释的成就首先在于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即对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效率的解释和评价,也就是从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一直到现代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与对局部现象的解释不同,在这种全景式的观照中,对人性持一般的抽象假定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如同我们在高处鸟瞰地面的景物时,不得不忽略同类事物的个性差别,得到一幅粗线条的简化的图像。另一方面,尽管任何经济活动都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中,从科学分析的角度出发,仍有必要抽象出市场体制的理想类型,为更具体的分析工作提供一个参照系和若干基准定理。在理论基准的基础上,针对具体的应用情形对理论的假定前提进行必要的修正或补充,是一门成熟的理论科学的典型解释程序。在这种意义上,就对社会现象和人类行动的解释性学科而言,只有经济学达到了这种成熟水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往往为其他社会科学提供了理解社会机制和人类行动的参照系,从而显得更基础一些。此外,经济学还贡献了一些强有力的分析概念和工具,由于其一般性和严格性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基础。

再有,经济解释的合理性还在于经济学采用的边际主义分析路向。由于主流经济学试图成为一门有操作意义的实证科学,因而主要对行为或事态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而不是静态的说明。举例来说,人们买空调的行动实现了效用最大化是没有经验意义的,最多是一种同意反复。有意义的说法是空调降价后,销售量增加了,也就是说人们的购买意愿增加了。可见,有操作意义的命题是从比较静态分析中得出的。按照边际主义的路向,经济学无须假定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是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唯一动因,利益动机只要是影响因素之一,哪怕只处于次要地位,经济分析就有用武之地。比如说,年轻夫妇并非经过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后才选择生孩子,经济学家承认这种可能性,但他想说明的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抚养孩子的相对成本上升的话,家庭的平均规模将会缩小。事实上,完全不受利益因素影响的人类行为是非常罕见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一些经济变量比社会文化因素通常变化得更为频繁,从而提高了经济学的应用价值。这样一来,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理性假定,边际主义的经济分析就能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更广阔的社会现象中。

当然,如果说人类行为总体上是多因决定的,那么由于分析的边际主义特征, 经济学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把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应用领域全盘占据。而且在某些人类行动领域,由于偏好缺少连续性或容易发生内生性的变化,边际主义分析会完全失效。比如在宗教信仰领域,人们在获得信仰和没有信仰之间判若两人,所以经济分析显然不适用于信仰行为。经济学家汪丁丁就曾说过,对已经获得信仰的人来说,现世的任何报酬都无法补偿失去信仰的痛苦,故而他们情愿放弃巨大的物质利益来保持信仰;对没有获得信仰的人来说,来世的任何报酬都难以换取现世的快乐,故而他们必须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补偿才愿意参与宗教行为。

没有人否认,假如所有人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像经济学假定的那样理性行动,世界的面貌将迥异于我们实际所看到的样子。那样的世界可能沉闷单调却变化多端,平庸无奇但远离了愚蠢和一切颠倒梦想;那里的人们尽管追求各异却千人一面,从不犯错也从无后悔,永远机警自觉,毫无惰性,没有凝固的个人习惯,行为难以预测,同时从不盲从于规范和惯例,摆脱了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束缚,每个人都成了缺乏集体特征和社会情感的原子。但更可能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预期难以协调,社会成了缺少润滑油的机器。这样一幅图景怎么能同现实世界协调起来呢?我们知道,社会学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那一代奠基者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经济学的批评,指责经济学过分抽象化和低度社会化,虚构了没有历史、缺乏惰性的主体,因而忽略了重要的社会现实。就算经济学理性主义有分析上的必要性,这种抽象也伴随着太高的代价。

    面对着这类批评,经济学家仍然心安理得地坚持理性行为假定,不是没有逻辑上的理由。对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一项关键的思想预设就是对人们在世界上的生存竞争所持的达尔文主义的想象。简单地说,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任何人或任何企业假如偏离了经济学的理性标准,不管是性情和人格的影响,还是文化和信仰的作用,终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因此,通过这种生存选择机制,长而久之,不够理性的人将退出历史舞台,理性的人将越来越昌盛,直至这种理性成为人类的永恒本性。正是对这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客观机制的信赖,经济学家才对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上的理论模型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满怀信心。

问题是,这种思想预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不容否认,生存竞争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又是人类文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自由市场经济其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展,就是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体制都更充分地释放了人类用于改善生存状况的潜能。对企业而言,经济学对生存竞争的想象是非常接近现实的,选择的压力造就了人类文明的一个根本悖论:文明的水平线和高度不断上升,企业却越没有时间安享太平,被淘汰的威胁如影随形。在商业竞争的战场上,许多企业家都表达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受。按照经济学的标准,除了享有特权的企业以外,一般企业的理性化程度是很高的,反过来也保证了经济分析的合理性。

对个人来说,在承认这种思想预设的切实性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说,经济学高估了个体水平上的选择压力,并且与物种进化做了不太恰当的类比。在现代社会中,多数人只须付出(或多或少)部分时间和精力就能够保证基本的生存,剩余的生命力可以用于积累更多的财富、提高生活质量、其他的精神和情感追求以及各种游戏甚至无聊和蠢行。其实,这块自由空间的大小正是衡量文明程度的尺子。物质财富只具有工具性价值,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常常在各种精神性追求中。因此在面临冲突的时候,直接或间接地舍弃部分物质利益以获取各种情感或精神满足正是一个文明人的标志。因此由理性至上的经济人支配全球的景象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想象本身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诅咒。其实,任何人都必然是社会人和文化的承担者。生存竞争的压力远不足以把人类行动规范为千篇一律的理性行动。就如同没有人能以不具备任何文化内涵的纯净眼光看待世界一样,也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心理人格和文化因素的支配来实施纯粹理性的行为。经济活动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进行的,文化模式渗透于人们的理解、判断活动中,动机也会受到集体情感和社会规范的影响,竞争是在同样具有文化承担的人们之间进行的。因此,对经济学低度社会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客观地说,企业组织面临的选择压力平均来看要比施加于个体的更严峻一些,也就是说市场对企业的蠢行的惩罚可能更致命,毕竟企业的目标是单纯的,就是赚取更多的利润。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生存竞争一直是在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上同时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社会原子之间的竞争,还有群体内部的协调与合作。我们偏离理性选择理论的标准范式,关注群体文化的理由就在于,个体行为偏离经济学理性标准不仅没有导致个体水平上生存竞争的失败,反而可能有助于群体水平上生存竞争的成功。更进一步,人类行为之所以经常偏离经济学理性主义标准,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倾向,很可能正是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中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基因和文化的共同进化——的结果。 

    近年来,社会科学中出现了明显的统一与合作的趋势。经济学理性主义的限制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有识者所认识,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趋势相反,其他社会科学开始进入经济学的地盘,与经济学联手来解释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展开了与经济学的合作,甚至出现了被称为P-S-A经济学(P-psychology; S-sociology; A-anthropology)研究阵营。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领域的研究也更加令人瞩目。尤其重要的是,演化博弈论的发展突破了理性选择理论的藩篱,为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对话和合作提供了通用的理论架构和分析工具。

写于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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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鹏

刘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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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鹏 男,1972年出生于山东章丘。1998年7月就职于当时尚存的中信国际研究所, 2003年12月离开。1992年至今, 致力于通过读书、思考和生命体验来追求真理。曾经热切关心社会和苍生的命运, 直到自己也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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