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作者的简介，佩服作者对自己的无情剖析。

这是源出于爱的分享, 又源自抽离的反思。人生是一场戏剧, 所以印度人说这个世界unreal, 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另一方面, 这个世界同样源出于神, 同样真实, 而且演员与戏外的“灵魂”终究是同一个人，因此人生戏剧又是real. 知道了人生是场戏剧, 获得了抽离的智慧, 我们仍然可以情真意切。

太拗口了文章。

太太太棒了

所有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 在各自的缘起、因果和本性的支配下, 都是对的, 都有自己特有的生命动力, 在每个时刻都有自己的优先顺序和最紧迫的要事。另一方面, 多数人总是在模仿, 没有发展出自己的cohesive self, 而且纠缠在ego-月亮的情感纠结和情绪反应中, 从而妨碍了客观、理性地了解真理的(水星)的能力。因此这种课程注定了听众不会很多。

搞这些英文为啥，准确表达作者的意思吗？

关于Eric Voegelin的立场,除了《秩序与历史》的导言,最有价值的是他的全集第28卷《What Is History? And Other Late Unpublished Writings》。

在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之后,奥地利学派关于政治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是Hans-Hermann Hoppe's 《Democracy. The God that Failed》(Transaction-2001),该书是不折不扣的经典,提出了一个比较各种政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尤其关于民主的分析和关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评判。假如有人试图批判奥地利学派或自由至上主义的政治哲学,当前不可回避的对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Hans-Hermann Hoppe。

非人格化的社会过程才是自然法的出处。说了半天，自然法不是抽象哲学论证。是考察实际的社会过程。不管理论家立场如何，自然法在自由社会中一直在运行。这是这里的重点。不要陷在哲学里。我为什么举经济学、法律方面的例子？

谢谢。除了John Finnis,Joseph Raz两位作者，读过一点点的话，后面的作者，好像从来没有读过。希望有机会看看。 另一方面，我对自然法，是否可能被发现（本体问题--一元“自然法”或多元“自然法”？），以及如何发现（认识论/方法论--如果是经验主义--归纳法，或许也难以逃脱休谟的怀疑论质疑；如果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例如诉诸民主协商、合意达成，发现之真实性，也无从保证），以及发现之后如何实践（伦理问题？），不能不持悲观态度。 最后，如果道法自然(physei)，最终意味着，自然化（物理化）、数学化、或海德格尔诅咒的技术化 ，那么，可以说，我们人类，很久以来，一直挣扎在这条路上。。。。。。 一孔之见。

你说的这些都对。只是与本文基本无关。正是因为"自然法"被误读和滥用, 才需要一种清晰的社会理论来界定。人的理性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自然法"。这项任务老子、洛克、古典自由主义、20世纪的奥地利学派、近几十年来西方政治和法学界的"自然法的复兴运动"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请参考John Finnis,Joseph Raz,Gary Chartier,Christopher Wolfe,Mark C. Murphy以及当代某些托马斯主义的著作,当然最不可错过的是Murray N. Rothbard。

作者的观点，或许略显偏激。 正如教士的地位，随着圣经的本土文字版的普及而下降，高等教育及其文凭的价值，随着教育“大跃进”以及互联网普及、教育的商业化乃至全球化而贬值，是正常的。但此一贬值，在我看来，却包含着，深刻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本义。当文凭不再成为[而事实上，高等教育远未如此民主化]求职敲门砖和等级标签，而只是成为，协助我们更好地、非功利主义地思考人生、拥抱人生，但不一定实现人生价值的阶梯时，我们的社会，或许是在向古人孜孜以求的自由、博爱之乌托邦，迈进一步。 需要纠正的，可能是政治家和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功利主义期待。 高等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终生教育，或许应当被更乐观地，更宽容地视为，我们童年期的延长，以及我们与童年的一再邂逅。

我初步认为，这或许涉及到一个本体论[？]问题，或语言是否归一(Plato的idealism)，还是多元（亚氏的nominalism），或翻译可能性问题-translability；以及一个伦理学[？]问题，对翻译的工具性评估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或许可以断言，翻译无止境，或，语言不可归一；翻译即背叛（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原文更好）。即使当下公认的Plato等古希腊人的英文/法文/德文译作，也会内在地存在瑕疵、不足，或多或少，是对Plato和古希腊文的背叛。不过，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人类如痴如醉地翻译诗歌，乃至类似于诗歌集的圣经。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初步认为，如果一定程度上，语言可被认为是人类交流工具的话，翻译，当同等视之，是为了促进相互沟通、理解。所以，以功利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态度对待译事，可能是合适的。即，翻译只要能基本满足信息传递功能，即已充分。同时，就是对译入语言的丰富。 回到signs/constellation的翻译，或许可以如此对待：sign，星象/相[符]；constellation--星座。同时，分别标注英文。soul--spririt或可类似对待--但说实话，这两个词，如果要深究的话，或许也是可以做博士论文的。但人生苦短--日常翻译中--能大体区分，或许足也。

过度美化自然法，可能也是欠妥的。例如，基督教，黑隶制的拥护者，似乎都曾经以自然法，为自己辩护；而被扭曲为殖民主义者的理论工具的“物竞天择 natural selection”进化论，似乎也被认为是符合自然法的。而在中国，例如，对于清王朝末世的统治集团，世袭帝制绵延万世，似乎也是合乎自然或天意的。 其中的问题，就在于，对自然法的定义和解读，可以是多元的、不确定的，甚至可以说，与建构主义一样，存在内在的决断主义(decisionism)，或者说，内在的任意性、侵略性、独裁性。 这种困境，可能是无解的。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如果存在进步的话，或许就在于范式的更替，或者，对自然法，在不同时代，作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解读，以及，承认我们人类的有限性。

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