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教改革和民族国家兴起以来, 政治观念和实践中出现的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主权(Sovereignty)。这种抽象的、统一的国家主权概念, 连同路德派基督教和现代理性主义一道, 推动着整个现代世界朝着中央集权制(statism)的方向发展, 古典自由主义的软肋就是这个主权概念, 而随着美国联邦党人在美国政治方向上对于反联邦党人的胜利, 整个世界在错误的道路上还要延续几百年。主权概念是对自治原则的否定。绝大多数现代人仍然远不理解中世纪和"传统社会"(当然, 中国自秦朝以来就误入歧途了), 更不明白文明的制度基础、社会秩序的真正来源和欧洲文明崛起的原因。

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中以及更早的关于普通法的争论中, 柏克以及霍布斯时代的英国普通法学家们已经说明了抽象权利概念和中央立法的致命缺陷, 可是自19世纪末以来, 在追求民主和权利平等的潮流推动下, 抽象的平等权利和中央集权式的立法(两者相辅相成)泛滥成灾, 愈演愈烈。在社会生活中权利安排和分配是具体的, 是社会成员在具体的社会互动中经过协商、斗争和让步之后的均衡结果, 只要没有政治强制权力和暴力的介入, 通常是自愿同意的结果, 这种均衡结果是最有利于社会合作和冲突解决的社会秩序的来源, 即便在贴着同样社会标签的不同成员之间, 在不同的社会合作中, 权力和责任的界定和配置是不同的, 根本不能抽象、统一地谈论平等, 比如男女平等。权利平等的前提是充分地尊重差异, 比如性别差异, 对差异的尊重意味着, 在某些情形中权利-责任要更多地赋予男性, 而在另一些情形中最好更多地赋予女性, 正是在这种不能一概而论的复杂安排中, 权利-责任的配置最好交由具体的社会过程来决定, 因此我们才说, 法律来源于自然法和天道。抽象的平等权利与实际的社会互动驴唇不对马嘴, 只有通过中央权力的粗暴、外在的干预, 抽象的平等权利才能落实, 而这种落实本身就是对社会互动的粗暴干预, 对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破坏。[中央立法避免不了两个极端, 一是不接地气的抽象性, 而是毫无原则的随意性。]

["主权"这个政治学概念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 在中古世界中是不可想象的, 法治和分权是不可分割的, 而主权概念与法治(比如西方中世纪议会制的黄金时代)在逻辑上最终是冲突的。比较一下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政府原理》和让. 博丹的《主权六论》。在中国王朝时期, 在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从来没有"主权"这种东西。]

我们知道, 政治哲学将社会成员的权利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最根本的"天然"权利, fundamental rights, 这类权利不能交由自发的社会过程来决定, 而是社会成员进入实际社会过程的前提条件, 根本的公正不能由历史和传统武断地决定, 而必须由一个集中的立宪过程来确定, [人们担心, 假如有些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被事先确定, 那么在自发的社会互动和历史过程中, 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利分配就可能偏离公正状态越来越远]；第二类权利是具备了根本权利的社会成员在具体的社会过程中, 通过自愿的讨价还价过程, 作为社会均衡的结果而出现的。根本的政治问题是, 哪些权利是最根本的、天赋的, 必须在实际社会过程之前通过立宪过程先行确定的？哪些权利安排是由自由社会通过自发的社会互动在具体的情境中作为均衡结果自发形成的？其次, 最根本的权利究竟来源于天道(天赋人权)、经济社会法律逻辑的推导还是国民代表的民主协商过程？假如立宪由民主过程来实现的话, 如何组织集体协商过程, 如何选择代表？这个民主过程的有效性究竟如何？当然, 就政治立场的分歧来说, 左派总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干预, 将大量的第二类权利(并非fundamental rights、更适合由具体的社会互动过程自发决定的权利配置)也频频交给中央立法机构来裁决, 催生出大量的抽象权利的立法, 不断破坏社会秩序和侵蚀文明繁荣的的基础；多数右派倾向于主张, 尽可能地让分散的、自治的社会通过自愿自发的社会过程来确立和分配权利-责任, 尽量不要通过中央权力机构一刀切地来立法。当然, 即便我这样的右派也相信和承认, 有些最根本的权利(比如生命、自由和property)是天赋的, 不能由人世过程来偶然决定的, 属于"不成文宪法"的范畴, 可是这样的天赋权利同样属于"自然法"的范畴, 是人们的社会理性可以发现的; 中央立法机构可以在发现的基础上明确表述"不成文宪法"的原则, 可是这些权利和原则本身不能交给任何中央集权式的民主立宪过程来确定。

民主, 唯一的好处就是, 允许对于政治领导权的竞争, 从而和平地淘汰不合格的政党和政府; 至于集体决策, 民主往往是最糟糕的方式, 民主制中的政府官员和议会议员具有最短期的视野, 在涉及权益的社会问题上, 他们只是暂时的托管者而不是资本所有者, 追求暂时的使用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长期的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因此民主决策和政策干预总是倾向于涸泽而渔。

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 现代世界在政治上滑向了钟摆的一极, 其间不时有挣扎, 可是中央集权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 而且1990年前后的历史巨变实际上遮蔽了很多人的政治判断力; 眼下, 英国脱欧标志着向相反方向摆动的历史动力的登场, 当然这个过程或许很漫长, 取决于许多经济技术因素(比如或类似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地球生态环境、交通和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等), 可是迟早钟摆会重新摆回来, 相对于统一的主权和抽象立法, 地方自治的原则和普通法原则会重新占上风, 这个过程越漫长, 人类文明就会付出越大的代价, 而代价越大, 钟摆的方向最终就必然逆转。我不可能活着看到更多的中央政府的解体和自由社会的繁荣, 可是自然法和社会科学的逻辑, 加上健全的常识, 可以让我们作出可靠的推断。